包培钧：在学术界做研究能看得更远更自由
洪彩霞：做科学研究不一定需要极强天赋
洪彩霞在大学期间就开始不断探索自己热爱的领域，她先后去到了生物化学、分析化学和有机化学等方向的实验室学习，也到校外的公司实习过，最终发现自己感兴趣的领域就是有机化学。
她说：“做科学研究不一定需要极强的天赋，我也不认为我是一个有天赋的人。但你一定要有足够的热情，耐心和专研精神。”因为，做科研常常是孤独而富有挑战的进程。
洪彩霞（30岁）在南洋理工大学取得了化学与生物、食品工程的双学士学位后，紧接着就开始了她的博士生涯，研究有机不对称催化，现在已经博士三年级了。上半年她作为第二作者在顶级学术刊物《自然》（Nature）上发表了一篇论文。近期，她的实验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她正在期待能将成果发表在《科学》（Science）上。
洪彩霞去年为了寻找一个合适的催化反应及催化剂，不断地尝试。几乎一整年，每天都在实验室努力耕耘。她常常早晨元气满满地走进实验室，开始做实验，又在晚上带着并不理想的实验结果，垂头丧气地回到宿舍。
“如果实在扛不住这种孤独和压力，我也会选择暂时放松一下，出去旅行或者和朋友玩，然后回来接着做实验。”
莉莉认为博士学位并不是找到一份好工作的保证，但会成为一些工作岗位的必需品，比如她现在的工作。她说：“如果你在读博之前已经有一份工作，这份工作能够允许你继续接受高等教育，取得学位后还能给你更好的待遇，例如升职加薪，那就很好。在政府机构的情况可能就是这样。高等教育是升职的重要条件之一，如果我不来读博士，可能就很难升职了。”
Lili：博士学位会成为一些工作岗位必需品
要发展更具有市场价值的技术，主动使技术能顺应社会需求。不随波逐流，不过于追求热点而导致人满为患，要做一些竞争力更强的工作。——包培钧
他硕士毕业时，中国互联网行业还未遇寒冬。拿着北京大学的毕业证书，带着人工智能的专业知识，一定能够找到一份令人满意的工作。事实上，包培钧也的确收到了几份互联网大企业的聘书，但他仍然选择了来新加坡读博士研究生。
做科学研究就是这样，无数次的失败叠加，再用无数次新尝试去覆盖旧的失败，总有一天，当尝试的结果不再是失败时，你就为世界创造了新的知识。
然而，他还是选择了另一条路。因为，当他提到伽利略自由落体实验、芝诺悖论和牛顿三大定律时，他的眼中闪烁着对世界本质规律充满好奇的光芒。他说：“在公司需要考虑市场的实际需求，在学术界做研究能够看得更远、更自由。”
他很清楚，和学术界相比，待在工业界发展会更快，资源会更多。他知道，计算机相关专业的读博成本很高，本科或硕士读完就进入工业界的同学很多已经成家立业了，但待在学术界的人还在纠结如何发出去一篇论文。“而且，互联网的窗口期可能就这几年，潮流也许很快就会退去，你花三五年读完博士出来，那份理想的工作还在不在已经不好说了。”
Lili Mutiary（音译莉莉，38岁）来自印度尼西亚，她现在是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NIE／NTU）博士三年级学生，也是印度尼西亚财政部（MOF）的雇员。她在财政部下属金融教育培训局（FETA）工作了15年。
如今面对互联网行业的大规模裁员，包培钧愈加坚定了自己选择的道路，“要发展更具有市场价值的技术，主动使技术能顺应社会需求。不随波逐流，不过于追求热点而导致人满为患，要做一些竞争力更强的工作。”
包培钧（26岁）来自中国，毕业于北京大学，现在是南洋理工大学的博士，他研究的方向是人工智能。
在计划越来越赶不上变化的21世纪，高学历既不等于职业保障，更不担保能够学以致用。当同侪已步入职场卡好位，不少年轻人却愿意投入三至五年时间去攻读博士学位。
攻读博士并不是一个常规选项，即使在学历通货膨胀的今天，读博也不是一个容易做出的选择。读博意味着在同龄人已经步入工作，进入人生的下一个阶段时，你仍要花三至五年的时间去学习探索一个细分领域，置身知识的边界，去拓宽这个边界，并且可能不会成功。那么年轻人为什么会选择攻读博士呢？也许是出于职业规划的需要，也许是对于爱好或真理的无尽追求。
莉莉从小就想不断地学习，走到学术金字塔的塔尖。她的博士之路几乎一帆风顺。她2006年大学毕业后就进入了印尼财政部工作。2011年，她拿到了印尼财政部的奖学金前往印尼日惹加札马达大学和美国佐治亚州立大学学习，并取得了经济学硕士学位，而后按要求回印尼工作，完成奖学金服务期。2020年，同样是在印尼财政部的奖学金支持下，她来到了新加坡攻读教育学博士。
在官方机构任职，读博是自我增值，也能争取好的升迁机会。也有青年追求学术理想，回应每一代人创造知识的热情与向往。看看受访的三名博士研究生为何选择踏上读博这条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