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的笔下没有他们，我便没能写下我看到的。但当我把笔转向他们，却又议论不出什么。关于他们，我没什么资格议论。他们不需要我的记录，因为他们不会消失，不管在纽黑文还是纽约，新加坡还是上海，看见，或是不被看见。
“炒年糕，和这个炸鸡，都很不错。”
今天出门，碰见一个趿拉着鞋的小哥，和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奶奶走在一起，一人手里拿着一杯热饮，老奶奶不断地和他说话，小哥有点局促地应着，像初中坐在班级最后一排的男生被班主任拉出去谈话时的样子。晚上路过纽黑文绿地，长椅旁边歪斜地靠着一个人，一手自由女神像般举着一个空酒瓶，一只脚踏在长椅上，睥睨着我，我下意识地加快脚步离开。
或者跨年夜当天，在纽约中央车站，朝向东42街的大门半敞着，我以为是有人拿石头卡住了门，走近才看到是一位坐在代步车上的大叔。他的整个身体倚在门上，左边耳朵上挂着口罩，咧嘴笑着，对每一个经过的人说“happy holidays”。他是纽约忠实的门童。
昨天天气很好，他抱着一把小小的尤克里里，断断续续地用手指轻抚着它，像抱着一只流浪猫。
平安夜，我在一家韩式炸鸡店里碰到单独来吃晚饭的衣着破旧的大叔，他拿着菜单研究了很久，问我：“嘿，你们点了什么？”
“对，里面有年糕、洋葱和鱼饼。”
他转头问店员：“炒年糕？”
也有披着稻草般头发的大妈，走路时步子很快，身体前倾，仿佛地心引力不是把她往下拉而是往前拽。她会皱着鼻子和你说她很饿，需要钱。如果你多问两句，她会开始声泪俱下地讲她家里生病的姑姑。如果你提议给她买吃的，她便会听不懂般重复自己的故事。一次我和朋友经过，她坚持要钱，朋友坚持要带她去便利店买食物，僵持了几个来回后，她一下收起了自己的故事，作势狠推我的朋友一把，踉踉跄跄走开了。
“什么鱼？”他追问。
他们不需要我的记录，因为他们不会消失，不管在纽黑文还是纽约，新加坡还是上海，看见，或是不被看见。
我不敢接近他们，也不敢想象他们。我只能这样看到他们。“想象”是特权，“看到”不是。
在我们学校教学楼旁边，有裹着肥大运动服的大叔，低声问你要零钱，如果你沉默走过，他也不会说什么；如果你侧头回一句抱歉，他会说have a nice day。也有商业街十字路口，一位戴红毛线帽的大叔，每次路过我都会看见他。那里行人不少，很少有流浪汉在此常居。但他似乎不在意。他不主动乞讨，也不放任何标识，只是沉沉地坐在那里，冷风中他被吹得灰红的脸，灰白的胡子。我没见过人给他钱或吃的，你路过时他也不会看你。就算他恰好抬头，你也对不上他的视线——他的眼睛似乎透过你，在看着很远很远的地方。
每当我看到他们，总想起我刚来纽黑文时，有一天傍晚，在学校旁边的绿地——最大的流浪汉聚集地，听他们演奏爵士乐。我不知道全部家当只有一个布包的他们怎么塞得下萨克斯风。我在学校里面也听过爵士乐队表演，吹萨克斯风的学生眼睛一刻不离谱子，听众正襟危坐，克制着自己身体随节奏扭动的欲望。那天晚上在纽黑文绿地，太阳快要下山了，三四个乐手，他们的演奏像在对话，自然轻盈地浮在晚霞里。也没有听众，只有一名拉美裔女士光着脚在公交车站随着音乐跳舞，还有小孩咯咯笑着在他们之中穿梭。
他最后点了一小份拉面。
不像纽约随处可见的“anything helps”自报门路的流浪汉，纽黑文的流浪汉并不宣扬自己的身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