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使命感和成就感为燃料，驱动杨善才坚守岗位至今，还未想过从书店业退场。
他统计，1950年代至80年代间，全岛光是华文书店就有324家，英文、马来文和淡米尔文书店则约有500家。多年来见证书局业从全盛时期走向没落，他仍然保持乐观的态度。
友联书局也在学校假期时举办过“一周店长”活动，让中学生担任见习小店长，参与排书、分类书籍、定价、举办活动，体验书店业者的日常。
她认为，书店固然是卖书的地方，但每本书都静静地放在书架上，就容易乏人问津。而办活动可以让书活起来，让读者看到当中的趣味，也就能推动书本的销量。
不过他也坦言，只卖书固然更自由而纯粹，但这样的经营模式也愈发少见。“经商终究是为了盈利，为了谋生探寻新的出路，也是没办法的事。”
书城音乐书局停业后，将部分杂志业务交由友联书局接手。对马晓敏而言，郭文发夫妇将大半生用于经营热爱的文化事业，如今也无私分享业务，只为让文化的种子继续生长，不至于就此中断。
“经营书店的成就感，来自为读者或寻找论文题材的学生指一条明路。即使他在这里找不到这本书，也可能意外收获其他合意的书，或者有时我也乐意告诉他可以在哪家书店找到，这就跳脱经商买卖的关系，更像是爱书人之间的分享和交流。”
百胜楼人称书城，曾是新加坡华文书店的聚集地，如今里面的书局只剩八九家，甚至画廊还比书局多，加上近年开业的乐器店、咖啡馆，书城还是书城吗？另一方面，现在华文书店开始注入创意和巧思活化书店空间，结合传统书业和现代生活元素，希望连同其他业者，将书城打造为以文化活动为主的新中心。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图书馆前馆长李金生在《两条书街，两座书城》一文谈论本地华文书店景观。战前的桥南路是华文书店的集中地带，二战后书店街盛况北迁至小坡。1960年代，白沙浮一带有二三十家书店，包括中华、商务、友联、大众、青年、南洋、上海、大联和星联等，还未计入店铺骑楼的小书摊。这些星罗棋布的书店形成文化聚落，在公共图书馆未普及的五六十年代，成为文青据点。
友谊书斋同样尝试通过举办活动吸引更多顾客群。他们在举办新书分享会时尝试结合不同元素，如木子《人闲词话》新书发布会就采取了既说也唱的形式，为叶孝忠《食遇》举办的“茶余饭后新书分享会”则包含茶点。
“除了促成读者和作者之间的交流，也可以让同好的读者相互认识，这是我们想要在书店里打造的文化空间。”
“每个社会都需要书局，我们在踏入这行业时就清楚后果，自然也愿意为这份使命负责。”
也有书店业者意识到网购如此轻易方便，要吸引读者走入实体书店空间，光靠卖书并不足够。活化书店空间须要注入创意和巧思，在时代变化中维持初心，同时以积极的冲劲开拓新道路，在社区中发挥不同的文化传播意义。本地老字号书局——友联书局即是其中一家。
迈入21世纪，数码化趋势和网购的流行改变了人们接受资讯的方式。在双语政策实行后华文阅读人口逐渐减少的情况下，种种因素更加剧了华文书业的经营困境。15年来，上海书局、青年书局和长河书局三家老字号书局相继退场。首批入驻百胜楼，以售卖音乐书籍和商品为主的书城音乐书局，过去曾举办新谣歌友会，也吸引潘安邦、郭富城、裘海正和潘越云等海外艺人前来百胜楼办新歌发布会，屡创百胜楼盛景。如今也因为店主年迈，意识到要跟上时代的步伐需要更多精力，在生意无人接手的情况下结束营业。音乐书局引退后，原址或改头换面成为咖啡馆。
创立于1952年的友联书局本来专营港台书籍，现任董事经理马晓敏加入后，逐步扩大为多源并进，开创了中、港、台、新、马书籍同在一个屋檐下的景象。除了为中文读者提供一站式零售购书平台，友联也与学校和国家图书馆合作，引介新书。甚至他们还会为熟客量身定做推荐书单。马晓敏说：“这不但是为忠实顾客提供的服务，或许也称得上是一种爱书人之间的交流方式。”
音乐书局进行清仓促销时也将店外的空间借出，让友联书局寄售书法用品和书简等商品。邻里街坊般的人情味，在细节中丝丝流露。
老字号书局相继退场
百胜楼商联会主席王雅凉受访时说，百胜楼落成之初，本来的定位即是书籍中心，当时大部分店面指定给书店或文具等艺文企业，其余小部分则公开给其他零售业者投标。
友谊书斋另一名负责人宋恩玲说：“现在网购书籍那么方便，我们要如何吸引读者踏入书店，甚至在参加活动后不急着离开，留下来逛逛书店，这些都是今后值得思考的地方。”
活化书店空间
在他看来，华文书店最坏的年代已经过去，诸如友联、新华、友谊、草根书室和城市书房等具个性的小众书店，将成为华文书店的新模式。
马晓敏坦言，如今阅读是小众活动，否则这些年来各家书局也不会一一离开百胜楼。但她相信借助新媒体的力量，分享书籍内容和推广书店活动，可让更多人看见。
“如今的百胜楼除了书店，还有画廊、印刷店、眼镜钟表店和乐器行，应该称为新文艺中心。”
“对我们来说，这也象征了前辈的信任，是莫大的肯定。”
除了邀请作家举办新书分享会，友谊也和同在百胜楼的牙医诊所“齿科泰斗”合作，配合图文书向小朋友讲解护牙知识。
马晓敏说：“这类活动让参与的同学付出体力和脑力，或许会意识到经营书店并不轻松，但我们也看见他们自动自发，热心帮助年迈读者找书、扛书，这些微小的瞬间让人感动，也意识到教育和阅读的重要性。”
书城的存在是否仍有必要，对本地华文书业观察颇深的李金生认为：“如果书城能够吸引更多文化、艺术、出版和展览业者等业者进驻，将它打造成一个以文化活动为主的中心，结合传统书业和现代生活元素，以它的地点和租金优势还是可以发挥社会意义。”
为吸引更多顾客群体，友联书局也运用书店空间举办新书发布会，或绘本美育课堂、儿童绘本创作大赛、手工工作坊和五感嘉年华等亲子活动。
时代变化之中，百胜楼中还有热心华文文化事业者在坚守岗位。新华文化书店店长杨善才在华文书店业耕耘近70年，他在受访时就说，书店的传统意义是提供丰富齐全的藏书供顾客选择，书店业者则充当指路人，扮演文化传播的角色。
友联书局刚在去年欢庆70周年纪念，对未来也怀揣展望和信心。马晓敏说：“足够的热忱和并肩齐行的团队能带来创新的能量，文化事业就还是可以维持下去。”
友谊书斋执行董事宋志忠说：“我们近年来举办了一些活动，从中积累一些经验和心得，接下来会继续尝试不同的合作机会。”
最坏的年代已经过去
时代洪流中求变
以商店面积来看，百胜楼依然以二楼一直延伸到五楼，幅员广阔的大众书局为“镇城之宝”。百胜楼每年1月也举办艺术周，通常有七到九家画廊参与其盛。一年下来也举办各种活动，如中医义诊，或以书店为空间向大众分享健康、法律或财经知识。
桥北路百胜楼自1980年落成，即成为新加坡华文书局的心脏地带，也享有书城之美称。43年后的今天，百胜楼的规模不变，但里面的书局却只剩八九家，甚至画廊已比书局多。近年也陆续迎来乐器店、便利店、咖啡馆和服饰店等商店入驻。随着老街坊——书城音乐书局在上月底结束营业，一道并不新鲜，却还在持续发酵的问题再度浮现：书城该如何走下去？
新加坡独立后迈出疾速的城市发展步伐，大坡和小坡一带的旧店屋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大多兼具购物中心、办公楼和住宅单位的高楼大厦。书店街日益萎缩，华文书店也相继入驻设备齐全但租金更贵的购物中心。其中一座是1973年建成的黄金大厦，入驻的书店曾有近15家。百胜楼启用后，大众、上海、友联和青年等大牌书局迁入，也有新书店在这里萌芽，因而迅速取代黄金书城，成为岛国华文书店的中原地带。
商联会希望在维持百胜楼文化气息的前提下，通过转型和新尝试保持它的活力。商联会也注重社交平台的推广，不让公众忘记百胜楼，或将之视为过时荒凉的地方。
回望音乐书局的发展历程，他们多年来经历卡带到光碟的过渡，也开拓新商机，贩售杂志、书画日历与贺年卡，仿佛也是百胜楼发展变迁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