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家甘耀明 像一只豹在蛰伏

因为不断失去，因为不断面对失去，最后才成为真正的人。

尽可能亲身体验

语言混杂，甘耀明写作时必须先内化，再尝试用华文表现不同语言的特性。

对甘耀明而言，咀嚼资料后再亲身体验就能激发更独特的感受。“有些细节在阅读的时候无法吸收，一些幽微的地方无法观透，如果我去现场做了这件事，就能很快理解，至于那些技术性的问题，我自己可以重新解释，成为另一套哲学。”

最近甘耀明为了想写一部跟修复老建筑有关的小说，开始学习大木作和细木作，前者是屋子的栋梁、结构的工艺，后者是制作家具的木工。

这或许就是巨大荣耀所带来的压力：你不能让人失望。

甘耀明的小说情节离奇，人物的奇想联翩，让人读了欲罢不能，不过甘耀明自己却说：“我自己的人生非常平淡，只有写作的时候可以贴近人物的世界。”

每次写完小说，都有种不舍之情，在《杀鬼》交稿隔天最为强烈，“感觉非常悲伤，好像产后忧郁症。”从此他明白，写完小说一定要断舍，让小说进入编辑的程序，之后再校对、修改。

《成为真正的人》是一部特别的华文小说。小说里的人物，其实没有人讲华语，布农族少年说的是布农语和日语，有角色讲台语（当然这属于华语语系之一脉），最后的那位美国大兵则口操英语。

学木工让甘耀明从另一个角度感受树木。他以为写作《邦查女孩》的时候懂了一点树，但接触细木作时，才发现当初对树木的感触，仅在想象的边陲。真正去做木工，非常接近木头，可以感受木头如何进入你我的生活，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侧写历史题材

甘耀明1972年出生于台湾苗栗，毕业自东海大学中文系，大学时代开始投稿文学奖并与文友创办《距离》文学杂志。他也曾加入台中的顽石剧团。毕业后在苗栗有线电视担任地方新闻记者，后来转行担任高中教师。2002年，他到东华大学就读创作与英语研究所，此后全职投入写作，交出一部又一部富于地方色彩、魔幻风格的诗意小说。

甘耀明说，波赫士曾说，写作者其实只需要一座图书馆就能够解决问题了，这在当时是对的，不过当今资讯科技发达，人们甚至不需要图书馆，只需上网一切尽在弹指间。因此甘耀明倾向于尽可能亲身体验。他写《邦查女孩》前走入木场观察伐木业，加上他是登山爱好者，得以巨细靡遗刻画台湾山林之美之神秘。写《成为真正的人》之前他也实地探访三叉山事件，还在过程中寻获美军B24轰炸机的机枪和左侧起落架，亲睹那些遗落在荒野的历史线索。

全职小说家无时无刻都牵挂着作品，每天不是写小说就是改小说，不然就是思考小说。甘耀明笑称这是一种职业病，每天观察世界都与小说联系起来，总在为小说做准备，“像一只豹，在蛰伏。”

步入50岁，甘耀明认为，中年是最适合写作的年纪，技艺与体力最为平衡。

甘耀明写作一丝不苟，上一本书涉及法律和审讯，他请律师朋友审核，这次触及布农族文化和语言，他也请布农族专家来帮忙，确保万无一失。

诗的语言缝合了小说人物间南辕北辙的音调，甘耀明希望读者也能以读诗的方式看小说，得出不同的诠释。

嘉明湖是天使遗落人间的眼泪。

布农族是台湾原住民，他们以八部合唱享誉世界。甘耀明是客家人，对他来说，书写另一个族群的故事，必须加倍谨慎。此前《邦查女孩》主人翁古阿霞是美国大兵与阿美族的混血后代，《冬将军来的的夏天》则是女性的故事。甘耀明坦言，任何跨性别、跨族群、跨领域的书写，都会被读者放大来检视。

写小说首先是自由的，小说家也能够借由人物体会不一样的人生，学习不一样的技艺。

在《成为真正的人》里，甘耀明选择以布农族少年哈鲁牧特为主人翁。身处日本殖民地的哈鲁牧特在联军轰炸中失去了挚爱，之后他企图通过棒球改变人生的梦想也破灭了。加入三叉山坠机事件的救援部队，少年内心充满矛盾，救援对象是夺走他所有希望的美国人，曾经的敌人。用甘耀明自己的话说：“这是一个关于失去的小说。不断的失去。但失去才是人生所要面对的挑战，你会失去这个那个东西，如何与失去的东西和失去的过程达到平衡，是一种哲学。”

2004年翻山越岭亲临这座海拔超过3300公尺的台湾第二高山湖，一个凄美的故事在作家甘耀明的心中埋下种子。

好玩、自由，是这次甘耀明访谈的关键词。

一次过赢得两项重量级文学奖，甘耀明喜上眉梢的同时，也担心自己以后出手会越来越慢，写作会更加慎重。

这不是为了成为匠人，甘耀明形容写作就像是在游戏人间，学习人物或剧情所需的技艺，就像是玩票，可进可退，“我们是自由的，这就是好玩的地方。”

他以台语为例，台湾近年一直在讨论文学中如何表现台语，是要我手写我口吗？一半台湾国语一半台语吗？还是将台语作为点缀？

视讯里，甘耀明在他位于台中的住家书房里风趣地回应：“我写《成为真正的人》的时候确实有心理压力。毕竟我写客家人是最爽的，我可以讲客家人的坏话，他们无从抱怨。”

走入森林之前什么都没有准备，看到的就只是一片绿意而已。如果先了解树木和动物的习性再进入森林，所有的观察会更有层次，更为复杂。这就是甘耀明喜欢的写作方式。

写小说就是甘耀明的角色扮演游戏。

反之，跨越到另一个性别、另一个族群，就必须将角色塑造得更立体，聚焦人性，展现一个人的优缺点，将之提升到艺术的层次，避免不必要的误会。

甘耀明说：“台湾母语太多了。如果（小说里的）每个人都发挥自己的母语，就没有办法沟通了……这是个值得玩味的问题，但最后却决定了这本小说的语言调性和叙事风格。”

“我们讨论了很久发现，其实没有答案。”

三叉山事件发生在嘉明湖附近：1945年9月10日，日军投降、二战结束才不到一个月，一台运载20名被日本俘虏军官的美军运输机坠毁于三叉山，机上26人全部罹难。当时还属日本殖民统治的台东厅应美方要求派遣搜救部队，动员了日本宪兵、警察、布农族、阿美族等97人走入山林，结果遭遇台风，再夺走26人性命。

“我曾经演过小剧场，一开始很害羞，当你很认真做了100次练习克服了舞台之后，会有两种感觉，第一是你跟这个角色合而为一了。第二是谢幕的时候会感伤，人物的生命在这个戏中结束了，有种退席的感觉。”

谨慎书写另一族群的故事

甘耀明说，小时候大人给小孩讲鬼怪故事，背后往往蕴含道德寓意。虽然在我们的理性世界中，鬼怪属于边陲，是想象力的产物，但小说家可以借用处在外围的鬼怪去松动我们本以为牢固的理性之核心。这就是为什么近年这么多创作者借鬼怪来探讨人性和历史议题，例子有电玩游戏《返校》、陈栢青小说《尖叫连线》、何敬尧《幻之港》等。

处理历史题材，甘耀明倾向侧写，借虚构的人物与历史上重要人物接触，展现时代氛围，提供读者思考的空间。小说家不是先知，没有必要提供答案，“答案这种东西反而会让人泥足深陷，我们应当自己去解说，比如诗。最好的诗可以有不同的解释，当它呈现给读者，读者有不同的解释，作品就拥有更大的生命力。”

甘耀明指出，三叉山事件历史上没有定论，早已成为山岳传奇与野史，以野史为背景，加上时代比较久远了，写作就有更大空间发挥，比较自由。他坦言若要处理当代议题，他难免会感觉压力，尤其触及政治题材，在当前的社会氛围里，作品就会受到检视，“不是检视你的文学内容，而是检查你的政治有没有超过红线。”

甘耀明的小说向来以诗化语言著称，在《成为真正的人》俯首皆是，如“灵魂会发芽，盘根紧紧地裹住家屋”“踱过绣上一层霧淞的冷杉林，流连在无边无际草坡中央的一丛朱红杜鹃，而此时云海淹上來，一切浓缩在豹瞳”“月亮的味道，像是还没有完成的诗”……

如今甘耀明想要把时空拉得更远，写杜甫、五柳先生等一系列古人的短篇小说，结合他最喜爱的妖鬼故事。他的代表作《杀鬼》、中短篇小说集《水鬼学校和失去妈妈的水獭》弥漫着乡野传奇，让人着魔。2017年来本地参与新加坡书展时，他在舞台上分享了自己小时候如何从爷爷奶奶口中听到许多不可思议的故事，成为他的文学养料。

写小说是角色扮演游戏

据他观察，台湾的小说家一般在65岁前达到巅峰，之后产量减少，或改写散文。“创作是很棒的事情。现在文字是我比较熟练的技术。也许到了70岁，有些东西比较衰朽了，但人还是需要创作，自己的想法需要呈现，需要被欣赏，也许我会找其他方式来排遣生命……当然我还是希望我可以一直写作下去。”

甘耀明坦言，这些语言用华文来表现，其实会比较扁平。无奈的是，小说不像电影，电影可以语音呈现多元混杂的语言，加上字幕就能解决问题。

《成为真正的人》2021年出版后叫好叫座，更连夺大奖，先是2021年OpenBook好书奖，接着是今年的台北国际书展大奖、台湾《联合报》文学大奖及香港红楼梦奖。《联合报》文学大奖是台湾文坛奖掖台湾作家文学成就的重要奖项，奖金达101万台币（约4万6400新元），红楼梦奖则是两年一度的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奖金高达30万港币（约5万3400新元）。

甘耀明说：“这些故事对我来说很有意思，因为那是很久远的时代，我看见了那想象的缝隙，感觉一些我想象的光亮的东西，可以穿透那些缝隙，找到一些不一样的魅影晃动，所以我就想写杜甫、五柳先生，一些古代人。好玩啦，好玩。”

用华文表现不同语言特性

台湾小说家甘耀明以三叉山事件为背景的《成为真正的人》，以诗的语言缝合了小说人物间南辕北辙的音调，出版后叫好叫座，更连夺大奖。他在台中住家接受视讯采访时希望读者也能以读诗的方式看小说。他觉得小说家能够借由人物体会不一样的人生，是自由和好玩的。他每天观察世界都与小说联系起来，总在为小说做准备，“像一只豹，在蛰伏。”

在那历史的交汇点，发生如此多重的悲剧，一个个符号之间的张力，一湖的眼泪，让甘耀明触动不已。他把故事放在待写计划夹里，不时增添资料，终于在完成《杀鬼》《邦查女孩》与《冬将军来的的夏天》三本长篇小说后，故事萌芽，甘耀明2019年动笔写作这部以三叉山事件为背景的《成为真正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