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疫情下的人数限制，通常由新加坡交响乐团担任现场伴奏的决赛，今年改为由钢琴伴奏。选手可以选择由赛方委派钢琴伴奏，或自行邀约。郭律言和颜楚潮是杨秀桃音乐学院今年大三的同班同学，两人从大一就常常在一起弹二重奏和四手联弹的作品。因此他们既是比赛对手，又是默契搭档。
虽然没有下定决心走专业路线，但她还是坚定地参加每一届比赛，并为之付出一百分的汗水。她认为：“比赛的意义在于给自己设定一个奋斗目标，这样才不会盲目地练琴。无论做什么，学业或是爱好，只要做了，就要争取做到最好。”
靠音乐成为“孩子王”
不过他也说：“国际大型比赛的意义则不同，去就是要拿奖。因为一旦取得名次，就可能会收获不断邀约，打开事业成功的大门。”
在当下资讯过剩的社交媒体时代，任何人都可以在网络上随时随地分享音乐，我们是否还需要这么多职业演奏家？郭律言说：“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有幸成为独奏家。我会朝这个目标努力，也会欣然成为一名钢琴老师，音乐教育也是一份有意义的职业。”
她说：“在疫情暴发前，一个完整的‘盛大系列’最多可以惠及1400人，包括工作坊、音乐会的参与者和幕后实习的学生。线上产品The Glasshouse让音乐绘本、工作坊等内容得以家庭亲子互动的方式延续下去。”
可两人想都没敢想的是，他们从初赛一路齐头并进，最终在决赛携手捧得冠军。
从7岁在全国音乐比赛初级组崭露头角，到国际舞台上展翅翱翔，如今在回到孩子中间成为“孩子王”，董帝均认为，音乐应该是人成长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即将升入初级学院的她很快就要在两年后面临大学专业的抉择。目前她还不确定将来想要从事什么职业，但她希望在大学修读学术专业的同时，可以以双学位的方式修读音乐，并且会继续参加国际比赛，以这种方式延续自己的爱好。
音乐学家认为，音乐比赛是演奏事业职业化的产物。国际上最老牌的音乐比赛都诞生于20世纪的上半叶，如波兰的肖邦国际钢琴比赛，意大利的帕格尼尼国际小提琴比赛等。
音乐比赛应包容更多乐器
多才少女学业练琴两不误
董帝均说：“当时本地几乎没有室内乐的演出，我决心推动室内乐的音乐会。”出乎她意料的是场场爆满的公众反应，而且，她发现本地的音乐会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人群——儿童。
两年前，戴艾琳也曾以超年龄的表现获得高级组的第二名（首奖从缺），此前她还获得过中级组和初级组的第二名。
无论如何，随着影音传播技术在上世纪的迅猛发展，这些比赛成就了无数大师，并至今仍扮演着古典乐坛造星工厂的角色。
17岁，她只身前往美国克利夫兰，随韦勒斯坦（Donald Weilerstein）学琴。韦勒斯坦是20世纪最负盛名的“克利夫兰四重奏”的发起人和第一小提琴手。在他门下受教，董帝均深得室内乐演奏的精髓，这对她日后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之后她也曾在伦敦随著名教育家竹野大卫（David Takeno）学琴。
戴艾琳所将面临的抉择，小提琴家董帝均或许最能感同身受。董帝均也参加过全部组别的比赛，并几乎一路获得“大满贯”。1999年，她以15岁的年龄获得全国钢琴与小提琴比赛公开组的冠军。
虽然从小就展现出过人的天赋，在各组别比赛中屡获佳绩，但她对成为职业音乐家这个选项十分谨慎。
两人平时会关注Anderson & Roe等制作精美视频的跨界古典钢琴家，他们表示未来也会尝试编曲、编导等技能，制作一些有趣的数码内容。
在12月5日落幕的全国钢琴与小提琴比赛中，小提琴艺术家组诞生了一名超年龄发挥的冠军；钢琴艺术家组则同时产生两位冠军。这会对他们的人生产生怎样的影响？他们对未来又有什么打算？记者同时也采访了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两位冠军，希望沿着他们的人生轨迹，寻找全国音乐比赛的意义。
曾伟成认为，全国音乐比赛是社会民生和艺术生态重要的组成部分。他说：“当年一起参加比赛的同学很多日后成为了同事，其中有演奏家，也有做艺术行政工作的；也有一半的人没有从事音乐行业，他们有人当牧师，有人做企业。但年少时在心里种下的音乐种子，是他们一生宝贵的财富。”
出身本地音乐望族的曾伟成从来没有纠结过自己是否应该走音乐专业，参加比赛好像也只是因为“年龄到了”。1985年，他参加全国音乐比赛，获得大提琴公开组和重奏组双料冠军。现在他是新加坡交响乐团的大提琴演奏家。
国际重大音乐赛事多扮演着造星工厂的角色。而在本地，全国音乐比赛的作用艺术熏陶和培育幼苗的意味多过竞技与造星。刚落幕的全国钢琴与小提琴比赛及八九十年代的比赛冠军，从个人人生轨迹和社会艺术生态层面，探讨全国音乐比赛的意义。
“高中的时候参加过同样的比赛，名次从上一次的第三名掉到第七名，父母就觉得是我退步了，闹得很不愉快。”她回忆说：“我自己知道一定是有进步的，但人有时就是会很在意名次。”
不常参加比赛的颜楚潮曾经对音乐比赛的意义有过质疑，他认为：“音乐是一门艺术，怎么硬硬分出高低呢？”不过随着阅历的增长，他也开始认同，好的演奏家的确可以通过精湛的演绎，打动更多人。
得奖后的两周如何庆祝？他们已经在马不停蹄地报名参加下一个国际钢琴比赛了。他们说，这就是音乐专业生的常态。
在日常教学中，他鼓励学生参加比赛，但不希望他们胜负心过重。他说：“比赛是积累舞台经验、磨炼技艺、提升自我的机会，名次不是最重要的结果。”
虽然在中四那年董帝均飞往世界各地的音乐学院面试，但彼时她还没有下定决心学音乐。升入初级学院后，她还选修了数学及物理等理科。但不久，董帝均同时收到了克利夫兰音乐学院的录取和艺理会颁发的奖学金，她说：“我意识到这是一生仅有一次的机会，如果错过了绝不再有。”
从2014年起，她发起“董帝均盛大系列”（TTK Grand Series）以音乐架起跟孩童沟通的桥梁。她结合童话、诗歌、绘画等形式，把音乐从音乐会延伸出去，走进工作坊、故事会和公开彩排等活动。
在学校，她没有参加音乐团体的课外活动，而是选择加入田径队，练习跳高；在学业方面，她目前最感兴趣的科目是生物和化学，此外她还加入了学生会。她说：“我对很多事情都感到好奇，想尽可能尝试更多新的领域。”
这是来自台湾的郭律言和来自马来西亚的颜楚潮第一次参加新加坡的钢琴比赛。在此之前，颜楚潮并没有太多的比赛经历，而郭律言则是“身经百战”。据她回忆，从国小三年级入读音乐班以来，几乎每年都会参加一两场比赛。
同班二重奏同获头奖
同天获得小提琴艺术家组冠军的戴艾琳是一名16岁的中四女生，就读于南洋女中。她以超年龄的发挥（21岁及以下可参加高级组）一举夺冠，而且是在前两届该组别首奖从缺的情况下脱颖而出。
2009年，她在艺理会的“小提琴借用计划”下接过一把制作于1750年的瓜达尼尼名琴，成为继萧丽君之后该计划的第二位受益人。有感于此，她决定以自己的所学专长回馈社会。
颜楚潮说：“其实当代的演奏家从不同程度上来说都是网络红人，未来的音乐家绝不是只会弹琴的专才，而是一专多能的通才。”
全国音乐比赛在1997年改制后成为全国钢琴与小提琴比赛，大提琴、中提琴、长笛等乐器都被排除在外。对此，曾伟成感到惋惜：“我们不该因为学某件乐器的人数较少就忽视他们。取消比赛只会让学生越来越少，如果我们重办，我相信会有更多人认识、学习这些乐器。”
她说：“绝大多数的古典音乐会都拒绝5岁以下的小孩入场，认为他们很吵，不会欣赏音乐。其实他们也在听，只是他们更擅长‘multi-tasking’（一心多用）。”
在本届钢琴艺术家组的决赛现场，上演了颇为有趣的场景。先后出场的郭律言（20岁）和颜楚潮（22岁）两位选手，担任彼此的伴奏，演奏拉赫马尼诺夫的《帕格尼尼主题变奏曲》和肖邦的《第一钢琴协奏曲》。
她告诉记者：“拉琴是我的兴趣爱好，我每天都会花至少一两个小时练琴，赛前可能会增加到五六个小时，但我目前并没有打算为这个爱好放弃学业。”
比如，她邀请插画家根据作曲家的故事和作品的内涵，以童话绘本的形式绘制小孩子能看懂的“节目单”；她也邀请中学生参观音乐会前的公开彩排，了解音乐会背后的来龙去脉。
郭律言认为，比赛的意义是让自己变得更好。她说：“我不单是在跟对手比，更是在跟自己比，比赛是有激励作用的标杆。”虽然她肯定比赛的积极意义，但她也曾被“伤害”过。
“盛大系列”在去年重新定义品牌为“新加坡室内乐与艺术”（Chamber Music and Arts Singapore），同时上线的还有The Glasshouse线上互动音乐空间。
在本地，从1980年开始举办的全国音乐比赛则具有不同的赛制和性质。全国音乐比赛几乎囊括所有常见的西洋乐器和华族乐器，直到1997年，比赛二分为全国钢琴与小提琴比赛和全国华乐比赛，各自两年一度，交替举行。除了代表最高水准的“艺术家组”，赛方也根据选手的年龄层开设“初级组”、“中级组”和“高级组”。显然，其中艺术熏陶和培育幼苗的意味多过“竞技”与“造星”。
在戴艾琳看来，音乐行业的竞争非常激烈，贸然放弃学业的代价过大，而且拉琴并不是她唯一的课余爱好。
这些比赛成立的初衷不尽相同。比如肖赛的创始人，钢琴家Jerzy Żurawlew看到一战后的年轻人内心空虚，但对竞技体育有浓厚兴趣，于是联想到开办音乐赛事；帕赛的创办则是当地政府为了纪念帕格尼尼逝世百周年而举办的纪念活动，尽管因为二战的爆发而推迟。
董帝均认为，自己是在为儿童解构音乐。“巴赫是谁？为什么我要拉他写的曲子？这些都是我小时候的音乐教育所缺失的环节。”同时，“盛大系列”也为中学生提供艺术实习的机会，增加他们尤其是在艺术管理领域的社会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