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是用身体养活家人的性工作者，另一边是躲在荧屏后面肆无忌惮地说出心里话的“客人”。看看这些言行，再看看承受歧视与轻蔑的女性，你站在哪一边？
Project X另一名越南籍义工Van（27岁，IT专业）从大学时期来新生活，至今约六年。 她说：“阻断措施实施期间，最大的问题是不能开工，有些性工作者三餐都成问题。何况抗疫措施转变得很快，她们都得随机应变。”
此外，研究员建议政府考虑放宽紧急援助配套的申请标准，并承认性工作也是正式劳动（offical form of work）。
“最大的压力来源其实是租金，毕竟新加坡的租金不便宜。租赁组屋还好，但公开市场的租金非常离谱。有些女生和五六个人一起分租一个房间，但每个人还是要付上两三百块，有些甚至可能是800元、900元，而且真的不是特别好的房间，有些房间甚至连厕所都没有。我们分发的救济金主要用来付租金，其他则是用来解决日常三餐、家庭开销和医药费等。”
Sherry说：“很多人可能误以为性工作者没有更努力找别的工作，或许会批评我们给家人蒙羞，或是不懂得尊重自己的身体。但如果要歧视性工作者，那是不是也应该歧视客户呢？大家或许没有想过，性工作者不分年龄、国籍、外貌或性别身份，而且你无法从一个人的外貌看出来。”
何思慧说：“我知道一些人从事性工作是为了还大专学费，有些人可能是无依无靠，也有人是为了聘请帮佣照顾阿嫲，这些都是一般人不会听到的故事，性工作者想当然也不想公开这些故事，因为引起的反击可能很jialat（不堪设想）。
她说，大多数申请者是家中唯一经济支柱，有些因为家长生病，经济负担更重。她本身也是性工作者，同样面对收入减少的问题。她因跨性别身份而在求职时屡屡碰壁，于是在大约10年前开始从事性工作，并在2014年正式加入Project X的团队。之后她因为交了男友而停止提供性服务，但与男友分手后再次身兼双职，因为想要有额外的收入，可以储蓄。
25岁的小希（化名）和上述案件的受害人一样半工半读，从事援交工作。她今年毕业自本地大学商学系，与祖母相依为命。父亲在她中学毕业后不再养家，母亲则有心无力。小希试过在超市和餐馆打工，前者时薪八九元，后者月收可达$1200，但仍然捉襟见肘。
某日抵达Project X的办公室时，职员正好走开，大门锁着。在办公室外徘徊时，身穿T恤和牛仔裤的女生迎面走来，友善地问道：“你也来拿检测吗？”她指的是Project X为性工作者免费提供的性病拭子测试。
起初，大家以为阻断措施会在一个月后放宽，“dong（顶）一个月可以了”。但阻断措施再延一个月，许多性工作者濒临绝望边缘。
人们对于夜店感染群的反应说明社会一般人对于性工作者的刻板印象。“性工作者常被刻画为自甘堕落或是道德沦丧，没有家人或朋友，纯粹是为了谋取私利才入行。或许确实有这样的性工作者，但（我所知道的）大部分人都是为了养活自己和家人才会提供性服务。”——Project X负责人何思慧
林伟明说：“互联网的普及化促使人们看到大量与性爱有关的图片，大家必须学会如何看待这些内容，很多人对性的解读缺乏深度，所以选择把性爱视为淫秽的事。”
何思慧指出，性工作的薪水确实比许多工作高，对于必须供养孩子上学和照顾父母亲的妇女来说，提供性服务可以解决生计。“新加坡的补习费和医药费都不便宜，对吗？大多数性工作者都希望给孩子找最好的补习老师，给爸爸妈妈看最好的医生。这些不是什么特别的要求，这些是每一个人都想要的东西，我们工作就是为了好好对待家人。”
Project X也接受公众捐款，详情请看theprojectx.org/donate/。
妇协研究与宣导部主任莎莉指出，只要任何一方没有在自由的情况下主动并自愿给与许可，任何形式的性行为都属于性暴力，包括偷拍、被迫看色情片、抚摸、亲吻、阴道交、口交、肛交。
“她们不是性贩卖受害者，但也不是在心甘情愿的情况下来到这里。她们或许拥有大学文凭，却未必能在自己的国家找到工作。为了养活家里的小孩、长辈和其他亲人，她们选择来到这里，但这里的工作安排并不都合乎她们的意愿，或得到她们的同意。”
根据Sherry及其他受访的性工作者所说，性服务并非一般人想的单一化。你或许认为性工作者是泄欲对象，但事实上生理需求只是客户上门的原因之一。
领取社交准证来新从事任何工作，包括性工作等于违法。这些无牌性工作者广受社会谴责。
苏瑞福公共卫生学院今年6月发表了相关研究报告：性工作者的收入在冠病暴发后平均减少近七成，性工作者也因为遭受歧视而无法在本地找到其他工作，或因缺乏工作准证而无法申请官方援助金。
换言之，绝大部分性工作者没有加入法定医疗监察计划，可能难以使用社区与医疗服务，这包括持有社交准证的外籍人士，在冠病暴发后生存情况尤其严峻。
谁是谁非黑白分明，但一些网民矛头指向受害者——受害女生案发时22岁，除了修读部分时间的大学文凭课程，同时兼职提供性服务。有人认为提供性服务也该受罚；有人感叹世风日下，性工作者大部分是教育水平不低，只懂向钱看的女生；有人断定受害人是想买名牌货所以从事性工作，或是想赚取快钱。
小希入行时已明白性工作非长远之计：“对性工作者来说，新加坡并不是最友善的地方。新加坡不像一些欧洲国家或日本一样接受性工作者，这些国家的性工作者还能赚取相当稳定的收入。”
在Project X负责研究工作与撰写文案的Sherry Sherqueshaa处理了大约一半的申请。
可曾后悔嫁来新加坡？口罩挡住了表情，但她的答案一清二楚。“当然会。”
为何不通过法律途径追讨赡养费？“有用吗？他没钱还啊。”
男子假扮警察强奸性工作者一案最近下判，高庭法官宣判时指出，从事援交工作的受害人处于劣势，被告利用这一点逼她就范。
许多性工作者是家中唯一经济支柱
小希说：“冠病这场全球流行病影响了我的收入，整体来说减少了40%。我的精神健康也受到影响，所以我在思考到底要在这行呆多久。我只能说很庆幸也感恩，可以继续坚持做回自己，毕竟这一年大家都过得非常辛苦。”
妇女行动及研究协会（AWARE）的研究与宣导部主任莎莉·辛戈兰（Shailey Hingorani）认为，追根究底，性工作的污名化是贬抑女性及思想退化的概念作祟，才会把性行为视为可耻的事。然而，尽管教育水平提高，许多人仍然受封建思想所禁锢，无法看清性工作的实质，并把性行为视为难以启齿的话题。
去年客工宿舍感染群唤醒人们对社会弱势的关怀。性工作者社会地位比客工低微，职业见不得光，多数拿不到社会救助的资源，是社会弱势中的弱势。能不能聆听她们，就像聆听一个母亲、女儿、孙女……
莎莉说：“职场之外，性工作者也可能面对其他方面的暴力，施暴者或许不是客户，但知道性工作者从事什么行业。不幸的是，许多性工作者不愿意报警，部分原因是担心自己会有拉客之嫌，反倒变成受调查对象。”
Sherry说：“在冠病暴发前，我们（性工作者）赚的钱一般勉强可以应付开销。起初，我们大多数人都没有料到疫情会持续这么久，但看到合法妓院和娱乐场所等一个个暂停营业，我们渐渐意识到冠病没有这么快离去，我们必须做好心理准备，因为经济问题一定会来袭。现在大部分人都已经离开这个行业，或是必须加倍努力，才能避免入不敷出。”
也始终忘不了某个本地线上论坛关于性工作者的讨论。有人留言：“现在最适合杀价了，因为小姐们生意难做”；以往要价150元或200元的服务，“现在出50元、100元就可以了”。更猥亵更卑劣的话还有一箩筐，甚至有人不肯出钱却擅自偷拍性工作者，把照片放上网。
让她痛心的是，KTV夜店感染群导致国人排外情绪高涨，也分化了越南社群，例如本地一些越南人都急于划清界限，纷纷强调自己从事的是“正当行业”。
Sherry分享自己的经验：“性工作者为客户扮演许多不同角色，有时是聆听者，也可能像性健康顾问，提醒客户注意健康。我常提醒客户他家里还有另一半，我们之间的关系只是一场交易，不应投入太多感情，走出房间就结束了，不该留恋。”
妇协在2011年成立了性侵犯关怀中心（Sexual Assault Care Centre，简称SACC），帮助遭遇性骚扰和性侵害的人士。为加强打击性暴力，协会最近展开Hope in the Dark（黑暗中的希望）筹款活动，有意支持或了解详情，可上网查询（aware.org.sg/hope-in-the-dark/）。
她说，很多新加坡人没有看到整件事的结构性因素，一个巴掌拍不响。为什么会有源源不绝的女生来这里工作？难道不是因为本地有需求。顾客常怂恿中介找新面孔，中介就会去邻国招聘。
“Scarlet Harlot”的作者之一林伟明撰写过多本关于性工作的书籍，例如“Invisible Trade”、“Invisible Trade II”、“Absolute Mayhem”、“Singapore Rebel”和“In Lust We Trust”。他认为我国终究是一个保守的社会，大家从小到大的教育都把性行为视为禁忌，连想都不应该想。
研究报告指出，数个国家的政府为了帮助性工作者而推出的政策包括：让外籍性工作者获得临时合法身份；为性工作者提供援助配套；协助性工作者换工作，并提供免租住宿。
另一方面，女生可能误信中介，以为要来新工作只有这条路可以走，她们可能根本不知道自己犯了法。换言之，许多中介和雇主利用了她们的无知和脆弱剥削她们。女生只能相信自己的中介，遇到好的中介还好，但也有存心不良的中介，所以真的得看运气。”何思慧强调，无论是否执有牌照，都可能面对剥削。
如前文提到的，本地估计有大约1万名性工作者，持有准证的合法性工作者大约为800至1000人，也就是说九成性工作者并非合法执业。
她认为：天下太平时，人们往往比较愿意聆听不同的观点，对于性工作者或许会抱持更开明、公平的看法。但发生危机时，或许就会暴露内心最深处的黑暗面。
小希在“Scarlet Harlot”一书中提到，本地某个阿嫲年轻时因为家暴而离婚，在缺乏教育和工作机会的情况下通过性工作带大孩子，供妹妹上大学，但她却因为自己的职业而被自己养活的家人嫌弃。追根究底，我们为何会对这个行业投以异样目光？性工作者不偷不抢不骗不欺，两个成人在你情我愿的情况下完成交易，我们为什么觉得不妥？是因为性爱不该涉及金钱？还是因为客户是已婚人士？
“一天可赚三四百块钱的工作，你有兴趣吗？”6年前，她偶然在社媒看到的征聘广告。性工作养活了她和祖母，也让她能独立缴付大学学费，完成学业。
Sherry和小希不约而同地强调，希望年轻女生不必像她们一样从事性工作。
何思慧说：“暴发夜店感染群之后，人人声讨在夜店工作的女生。要谴责这些女生太容易了，应该只有Project X会和你唱反调吧。但女生可以开工，也是因为有新加坡男人愿意光顾，还有夜店和按摩店老板的许可。”
不管为着什么原因从事性工作，即便认为性工作见不得光，也不能否认性工作者确实是自食其力，不偷不抢，不骗不欺。
4.性工作行业的灰色地带——中介、雇主唯利是图
疫情持续蔓延，过往热闹的红灯区人烟依旧稀少，特别是在暴发夜店感染群之后。记者访了数名已经开工的性工作者，她们大多数是新加坡公民或永久居民，有些已婚，有些离了婚，大部分有了孩子，孩子可能上了小学或中学。有人千里迢迢来新嫁给新加坡人，离婚后丈夫对孩子不闻不问，更别说给赡养费。
何思慧强调，每一个国家都会有性工作者，既然是不可能消失的行业，就应该有妥善的制度与法令。“性工作者很多时候容易遭受攻击或伤害，希望国人和我们一样能够看到保护性工作者的重要。”
本地估计有大约1万名性工作者，大部分为外籍人；在任何一个时候，持有准证的性工作者大约为800至1000人，只占了一成左右。
小希以Ashley Chan为笔名，与本地作者林伟明（Gerrie Lim）合写了她身为性工作者的故事。本地出版社Epigram Books去年推出了这本传记“Scarlet Harlot”。记者透过出版社联系上两名作者。
受惠者的工作形式各异，有些持有牌照，有些没有，有些在娱乐场所当招待，有些则透过线上平台提供服务。其中一些性工作者同时从事其他工作，例如购物商场的客服专员、咖啡店的收碗工以及超市收银员。
让Van不理解的是，许多媒体报道不断强调染病女郎的国籍。“可以说她是外籍人士，但为什么要一直强调她是越南人呢？而且大家还没确认她是如何染病，就一口咬定她是index case（“零号病人”），让她招致千夫指。”
7月暴发KTV夜店感染群，一时间“夜店”进入公众视线。很多人忽然意识到，持续一年多的冠病疫情，重挫各行各业，夜店业者及相关服务工作者无一幸免。
研究员在去年4月至10月之间访问了24名性工作利益相关者，并邀请171名性工作者完成问卷调查；后者的其中六成是新加坡公民，两成是永久居民，剩余两成是外籍人员。调查结果发现：面对粮食不足及住房问题的性工作者分别为57.3％和32.8％。此外，有16.4%的性工作者认为她们在求医时面对更多困难；8.2%在接客时做出妥协，提供过往不愿提供的性服务。
Van感叹：“即便是本地的越南社群，很多人也没有对性工作者有丝毫同情心或同理心。我们不应该把越南人化分为‘好人’和‘坏人’，我们应该互相帮忙和支持。有些人说这些女生应该找合法的工作，但她们可能对本地法律一知半解。归根究底，歧视的产生是因为缺乏认识，希望大家能够多了解整件事情。”
应立法惩罚拒绝付费的客户
性工作者没有特定外形或特征，穿着不一定暴露，而且或许就在你我身边，可能是熟悉的邻居、朋友——在采访过程中被误认为同行后更能深刻明白这一点。
也有其他人指出可能是为了养家或付学费，迎来的回复：没钱就省吃俭用，不必从事性工作。言下之意：从事性工作解决经济问题是走捷径，吃不了苦。
7月暴发KTV夜店感染群，不少网民振振有词：在夜店工作的女生染病或被警察抓是她们活该。干吗留在本地？为何不离开？
Project X的一名越南籍义工Thoa（31岁，美甲师）来新约10年，她过去会随Project X在如切、芽笼等地方分发传单和性病拭子测试，也帮忙翻译。她说：“KTV出事后，听到很多人说‘都是因为越南人’‘都是因为你们才会这样’，总之我们听到很多‘因为你’。其实，很多小姐们已经转变成线上经营，没有再到店里。”
根据Project X的2020年度报告，去年共有51人向组织求助，21个涉及暴力事件，其中12起是可以报案的违法事件（reportable crimes），但只有七人报警。
Project X参与了上述研究。去年实行各种抗疫措施后，许多性工作者因无法开工而陷入困境，纷纷向Project X求助。
何思慧说：“很多人决定离开新加坡，回到自己的国家，但是航班大幅度减少，票价水涨船高。过去可能只需$60能买到飞去邻国的单程机票，现在却要$600，而且机位非常少，有钱也未必买得到机票。有些人可能来自非常偏远的乡村，所以必须转机，得确保有换乘航班才能飞，回家的路难上加难。有能力回家的其实都离开了，现在还留在本地的外籍性工作者所剩无几，大部分都是公民或永久居民。有一名来自马来西亚的性工作者眼看芽笼的妓院关了一个月又一个月，最终决定走上长堤，步行回家。”
来到本地从事性工作的外籍女生都是性贩卖受害者吗？确实有一部分女生被贩运者欺骗，例如以为自己来到岛国是当帮佣或从事其他工作，结果却是从事性服务工作。何思慧指出，许多在娱乐场所打工或从事性工作的外籍妇女，其实处于非常特殊的灰色地带。
小希强调，要是决定加入这行，一定要拟定exit plan（退出计划），而且一定要把书念完，赚了钱要好好储蓄。
小希做出了选择，也为此付出代价。在兼顾学业的前提下，她从事非主流的职业，可能得在凌晨三四时接客，还要瞒住身边几乎所有亲人朋友，数年来身心俱疲。
非盈利组织Project X一个多月前针对夜店感染群发表公开声明，阐述性工作者面对的困难并强调：“在这场疫情中，性工作者及娱乐场所工作者始终是高度弱势（highly vulnerable）的群体。把矛头指向他们，给他们蒙上污名，这是过于拙劣（heavy-handed）且于事无补的做法。”
例如政府在4月21日突然宣布阻断措施会从原本的一个月（4月7日至5月4日）延长到6月1日，获准营业的生意类别一变再变；性工作者如果有孩子，也必须协助孩子面对居家学习的挑战。
另一主讲人是专门研究经济人类学的Dr Nicolas Lainez，他目前是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ISEAS-Yusof Ishak Institute）的客座研究员。他指出：“性工作＝easy work”这个说法过于简单，人们没有看到性工作背后的多重功能，也忽略了性工作者同时穿梭于人妻、伴侣、家长、孩子等角色之间，我们不该以职业定义他们。
官方声明及许多报道揭露了感染冠病的陪酒女郎的国籍，之后陆续传出本地越南人遭受歧视的新闻，Project X的一名越南籍义工在巴刹买东西时被人吆喝。
莎莉指出，客户拒绝付费，就是骗取性工作者的工资，这会导致性工作者产生深刻的耻辱感，也会深深感觉到自己被剥削。“许多性工作者原本就来自低收入家庭，而且加入这个行业的很多女性都来自被边缘化的族群，例如社会经济地位较低，或是属于少数性别或少数种族。工资盗窃会带给她们更大的压力，也加重她们的经济负担，对于她们供养的家人也有很大的影响。”
莎莉说：“性工作者答应与客户发生性行为，条件是客户必须付费，但这并不意味着性工作者‘什么都同意’（blanket consent）。”
1.许多性工作者是社会弱势
榜鹅西区议员孙雪玲在社媒发文，说自己收到居民民洪女士的电邮：“许多越南母亲、妻子，甚至是前线工作者屡次遭受攻击。有越南籍妇女带孩子上学途中被质问，有私召车司机把带着6岁孩子搭车的越南籍妇女赶下车。”
妇协建议扩大性暴力的定义，希望政府可制定法规，把“拒付性服务费用”立为违法行为，以便给已经面对歧视的性工作者提供一定程度的法律保护。
小希心知肚明，一般人不理解，也没兴趣明白性工作者的苦衷。但对她而言，性工作作为一份工作，是她为了赚取学费的方法（means of paying my dues）。
“去年疫情暴发之后，我们有了醒悟：受冠病最大打击的恰恰是那些被边缘化的族群，例如住在宿舍的客工。当时大家都很有同情心和爱心，可能因为现在累了，爱心也用完了，是吗？”
5.大家要的东西一样——给家人最好的生活
冠病疫情波及社会各个层面，冲击最大的是弱势族群，他们没有稳定收入保障，甚至因为夹在社会缝隙而缺乏社会资源援助。职业无法公开的性工作者求助管道比一般弱势群体更少。
夜店感染群事件殃及本地越南人
Van引述早前在网上流传的一则贴文，作者是在本地工作的越南籍经理乔琳。她成功申请成为我国公民，在前往越南大使馆办理放弃国籍手续时，私召车司机问她是否在KTV工作，引起她的不满。她认为司机把所有越南人都混为一谈。她接受《联合晚报》记者访问时说:“当时我明明穿着职业服，又不是舞女或陪酒女的打扮，他为什么这么问?”
性工作者因职业性质，遭受性暴力的风险比其他行业高。
采访侧记
莎莉指出，性工作的污名意味着性工作者遭遇暴力和骚扰的风险更高，性工作者也可能被皮条客威迫。
“向我们求助的性工作者，有些可能身边只剩100元或50元，有些可能分文不剩，但大家都非常坚韧，求助前已经在想方设法养活自己，有些可能打临时工，有些可能靠朋友救济。
3.隐身于社会缝隙，性工作者缺乏求助管道
根据何思慧观察，不少网民认为外籍妇女既然要来新工作，就应该申请工作准证，而不是手持社交访问准证非法打工。但“很多夜店或按摩店老板不愿意为她们申请工作准证，因为申请准证必须遵守很多劳工条规。
小希在书中指出，没人会平白无故开始从事援交工作。“如有父亲的资助，我不会从事性工作，根本不会产生入行的念头。这行的风险非常高，你可能感染性病或其他性健康问题。”
写稿时频频想起这个女生，还有数名在采访过程中与我侃侃而谈的性工作者，包括看到我没地方休息，把自己的椅子让出来的女生。从他人口中听闻她们在冠病暴发后面对多少问题和挑战，但交谈中她们没有自艾自怜，没有生气，没有埋怨，大家异口同声常说的是：每一行都辛苦。
何思慧认为，很多人没有看到性工作的意义，又或许是大家觉得“歹势”（难为情），所以没有说出来。“如果是两个成人你情我愿，我们为什么要把性工作视为犯罪行为呢？”
为了帮助有意转行的性工作者，Project X接下来准备推出新计划，提供财务辅导和技能培训。Sherry说：“要改变性工作的相关制度和法令非常困难，但我们可以通过其他方法支持性工作者。我不要求大家立刻接受性工作者，不过至少能给予尊重。唯有这样，我们才不会漠视性工作者面对的挑战，也不会抗拒伸出援手。”
没有执照的性工作者不单只有领取社交准证来新的外地妇女，也包括公民和永久居民。据了解，芽笼的“执牌”性工作者是属于“档次较低”的，收费最便宜。很多教育水平较高的女性入行后没有执牌，即所谓的escort（援交）。
曾在KTV夜店打工的小希认为，人们往往非常急于批判，很少人会设身处地为这些女生着想，“除非他们自己有过切身体验，享受过那些女生提供的temporary pleasure（短暂的欢愉）——而且这其实不是什么稀奇的事。”
Sherry解释：“我看过18岁的性工作者，60多岁的也有，看了既伤心又担心。我今年30岁了，我不希望自己一直在这行呆到五六十岁。我因为跨性别的身份而面对求职困难，我希望无论是顺性别者或跨性别者都能有更多教育和工作机会，以免和我一样走上这一条路。”
为了掌握其他技能，小希从2019年开始在朋友的线上餐饮生意打兼职工；今年大学毕业后努力求职但一直未应职成功，所以还在提供性服务。
社会日益复杂 性服务不单单是性交易
去年4月至9之间，Project X查看了申请者的相关文件，例如银行存折和每月账单，分发了总计7万元的紧急救济金，资助了90名性工作者，其中包括新加坡公民、永久居民和外籍人士。
2.夜店感染群——两个巴掌才拍得响
这个非盈利组织从2008年开始致力于保护性工作者的权益，为他们发声，争取平权，也提供性健康教育和相关服务，例如免费保险套和性病检测。
希望这篇报道反映了这个行业一直以来被忽视的许多面向。如果可以坦诚地面对自己对于性工作的一些观点，会不会就是坦诚面对性爱，认真尊重性工作的第一步？
为了推广公众教育，促进人们对性工作者的理解，Project X8月28日办了线上讲座：Narratives on sex work（性工作的陈述），主讲人之一是本地性工作者Trina。她指出很多人可能认为性工作不就是躺下来张开双腿，但现在客户可能指明要求“girlfriend or porn star experience”（女友体验或是A片明星体验），性服务没有想象中简单或容易；何况性交只是过程的一部分，“可能15分钟就完事，接下来的时间会像辅导员般关心对方最近过得好不好。毕竟客户要的其实是逃避现实的途径。”
性工作者也可能面对其他职业侵害，例如要求客户使用保险套但被拒，被迫参与不安全性行为（unprotected sex），或是客户在没有得到同意的情况下在性交过程中偷偷脱除或弄坏保险套（stealthing）。
Project X负责人何思慧说：这些（批评）字句显示出留言者的冷酷和无知。她解释，很多领取社交准证来新的越南人是在去年末或今年初抵新，当时越南的冠病案例少之又少。不过，德尔塔（Delta）变种病毒导致越南的案例激增，越南政府宣布锁国，在本地的越南人想回国也回不了，其中包括从事其他行业，因行情不好而被裁退的越南人，很多人都被困在这里。
例如中介费。女生在中介安排下来到本地工作，中介费可能是一两千元，也可能高达五位数。换言之，性工作者抵新后完成的首数十个交易，收入其实全落入中介口袋。“女生还得自己还租金和应付日常开销，回家时口袋可能只剩几百元。加上她们是外籍人士，遇到客人施暴时，也可能不知道去哪里报警或求助，有些中介甚至可能告诉她们不得报警。但她们不符合性贩卖受害者的定义，所以无法享受相关保护。”
《联合早报》记者访问本地背景各异的性工作者，以及致力于保障性工作者权益的非盈利组织Project X，分享性工作者故事的另一面，了解他们穿梭于人妻、伴侣、家长、孩子等角色之间，疫下维持家计的难处。
希望年轻女生不走这条路
换言之，客户在没有得到性工作者的许可下做出的性行为就是性暴力；性同意（consent）的概念（即两厢情愿的性行为）同样必须应用在性工作者身上。
正如小希在“Scarlet Harlot”书中所指出，交易式性行为确实有其问题，但她认为相较于发生婚外情，两害取其轻，前者未必像一般人所想的会严重影响夫妻关系，因为至少性交易中不涉及个人感情。
她说，衡量得失，把性工作者都抓起来？还是让他们可以不担心被抓，发生事情时可以说出来比较理想呢？事实已经说明，原本就处于弱势的性工作者常面对性暴力和工资被剥夺等问题。如果多数人能够接受性工作是社会上的“necessary evil”（欠缺理想但无法避免且不得不接受的事），性服务行业不可能消失，严惩性工作者只会让触犯法律的客户有机会逍遥法外。
妇协在今年7月推出的《性别平等综合报告》（An Omnibus on Gender Equality）中提出，要是客户拒绝付费也属于性暴力，因为性工作者愿意提供服务，前提是须收费。
在何思慧看来，人们对于夜店感染群的反应说明社会一般人对于性工作者的刻板印象。“性工作者常被刻画为自甘堕落或是道德沦丧，没有家人或朋友，纯粹是为了谋取私利才入行。或许确实有这样的性工作者，但（我所知道的）大部分人都是为了养活自己和家人才会提供性服务。”
换言之，绝大部分性工作者没有加入法定医疗监察计划，可能难以使用社区与医疗服务，这包括持有社交准证的外籍人士，在冠病暴发后生存情况尤其严峻。
但提供性服务真的是简单、轻松的选择吗？
根据新加坡国立大学苏瑞福公共卫生学院于2019年发表的一项研究报告，本地估计有大约1万名性工作者，大部分为外籍人；在任何一个时候，持有准证的性工作者大约为800至1000人，只占了一成左右。
现在行情这么差，有没有想过换工作？受访的几个妈妈想都不想就摇头。“哪一行都一样啊，现在大家都不好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