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60年代到80年代，经过十多年的折腾，现代诗这时候可说已在新华文坛奠定稳固基础。不再受到质疑，也不再被视为必须连根拔除的“毒草”，而是分了枝，散了叶，开了花，结成了果。
南大在1980年走入历史， “南大诗社”也随之解散。尽管诗社仅存活了四届，但在历届理事，包括黄继豪、郑英豪、潘正镭、张泛、杜南发、周维介等人的努力下，活动丰富多彩。他们不仅在校园内外组织各种活动，还出版《红树林》诗刊，举办新诗创作比赛、诗乐会和座谈会。瑞献也为《红树林》提供诗作，设计封面和绘制插图，马来西亚的诗友如温任平、张瑞星（张锦忠）、黄昏星、方娥真等也曾在《红树林》上发表诗作。在诗乐会上，杜南发与张泛联手创作的《传灯》成为经典，至今仍被传唱。
我以我全面参与时所知道的所有细节，详细讲述了当时的实际情况，希望能帮助澄清这些误解，还原真相。当年的“五月出版社”，或是那个在芽笼28巷里因缘而生的“文艺沙龙”，在“第二波风潮”结束后，也因缘尽而散，留下的只是一段不可能被轻易磨灭的历史。那个后来由另外许多人组成的“五月诗社”，虽与“五月出版社”无关，却代表了我们表达在《新加坡15诗人新诗集》封面上的愿景的实现。我们当时希望以我们15人作为一个象征性的开始，激发更多人参与现代诗的创作，就像布满在诗集封面上那些数字一样。这愿景最后终于实现！（完）
七.后记
伟才和培安带我走入“文艺沙龙”，但培安却在不久后渐渐淡出，最后完全脱离。我想，这或许与他的个性有关，他不喜欢太多人参与的社交活动，或许是他觉得应该独自摸索自己的创作道路。他认为创作不仅是个人的事，还有它的社会功能。因此，他在“五月出版社”更新注册时选择退出，把出版社交给瑞献管理，同时成立自己的出版社，主编另外两份刊物：《茶座》和《接触》。
2011年，我搬到碧山组屋区，在邻里咖啡店意外遇见培安，才知道他也住在附近。经过近40年的失联后，我们重逢。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里，我们几乎每天见面，喝咖啡、聊天。我见他在他最后的生命里努力完成三部重要的长篇小说：《画室》《戏服》和《黄昏的颜色》。完成这三部小说后，他原本打算慢下脚步，以整理过去一些旧文稿的方式，继续与文学保持联系，但却因癌扩散，而离开人世。
在结束这篇文字之前，我想澄清一个存在已久的误解。因为我看到很多人把后来在新华文坛出现的“五月诗社”，与当年的“五月出版社”混为一谈，误以为“五月出版社”是“五月诗社”的前身。这个讹传流传了几十年，许多人都信以为真。
《新加坡15诗人新诗集》出版后，我刚好高中毕业、入伍服役。我在服役期间，每个星期天早上依然到“文艺沙龙”聚会聊天，并继续写作和发表作品。
六.现代诗推广路上竖起的标杆：“南大诗社”
“五月出版社”在新马现代主义文学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从1968年出版第一本诗集《巨人》开始，到1978年出版最后一本诗集《8人诗集》为止，刚好涵盖了整个新马现代主义文学发展的 “第二波风潮” 。《8人诗集》是潘正镭、林也、丘静溪、郑英豪、望无际、陈来水、黄继豪与陈牧元等人的合集。黄继豪后来进入南大，邀我参与成立 “南大诗社” 。潘正镭及其中几位也在稍后进入南大，继续推动 “南大诗社” 。现代诗当时已经得到普遍认可，这也意味着 “第二波风潮” 的结束。
1972年，服完兵役后，我进入南大商学院修读经济。在进入南大之前，我和伟才及几位政行系三年级的学长创办文学兼时评杂志《蜗牛》，担任前两期的主编。大学一年级时，我当选为经济系学生会理事，并负责学生会喉舌报《号角》主编工作，同时也担任经济学会和美术学会秘书。丰富的校园活动和学业占据我不少时间，导致我减少到星期天聚会的次数。
刘碧娟在论文中驳斥了他们的错误论述，指出论述中的许多自相矛盾说词。为此，她还访问曾在“五月出版社”名下出过诗集，同时也是“五月诗社”创社成员之一的南子。南子在访谈中，证实“五月诗社” 跟它成立时已不存在的“五月出版社”无关。
《新加坡15诗人新诗集》的构思，便是在这种长期面临打压的环境下被催生出来的。
最终我们决定用《新加坡15诗人新诗集》为书名，是因为想到当时现代诗受舆论左右，被误解为晦涩、标新立异、不接地气的作品，我们希望通过称之为新诗集，表明我们的作品和传统现实主义诗歌一样，都是反映现实的诗。
这本诗集由15人合力完成，所以15这个数字，成了封面设计的重点。
诗集的封面设计，充满我们想要表达的信息。记得一个周日早晨，瑞献掏出一张上面布满数字的纸。数字从1开始，由小到大，顺序排列。他说要用这设计作为诗集封面，并分享他的设计构思。最终的封面便是用了这个设计，只加上诗集书名，同时以不同颜色突出一些数字而已。
在决定书名时，我们犹豫了一阵子，考虑要称为“现代诗集”？还是称为“新诗集”？最终我们决定用《新加坡15诗人新诗集》为书名，是因为想到当时现代诗受舆论左右，被误解为晦涩、标新立异、不接地气的作品，我们希望通过称之为新诗集，表明我们的作品和传统现实主义诗歌一样，都是反映现实的诗。
我在1968年中，参与这场张锦忠所谓的“第二波风潮”。那时，牧羚奴的诗集《巨人》已在年初出版，贺兰宁的《天朗》刚刚出炉，英培安的《手术台上》正在排版中。这些诗集都由“五月出版社”出版。这个出版社是由牧羚奴、英培安等人联手向商业注册局申请成立的，旨在出版他们的诗作。英培安是申请人、社长，他的住家地址就是社址。
1975年初，我在念大三时，中文系二年级的黄继豪邀我一起创立 “南大诗社” 。我们通过大学学生辅导处向内政部社团注册局提交申请。没想到审批过程异常漫长，直到我被内政部刑事调查局传召问话后才获准成立。诗社于1975年12月12日成立时，我已经进入荣誉班，离校考试仅剩两三个月，不得不暂停所有活动，全力备考。考试结束后，我离开南大，投身进入职场，未能参与诗社的活动。
甚至在培安离世前的两年，有台湾文学刊物访问了他，却在访谈特写中错误地将他介绍为“五月诗社”的创始成员。培安在跟我聊天时，把这件事当作笑话说给我听。
封面上所有数字都是黑色的。但左侧有些数字用了绿色和橙色，拼凑成一个隐隐约约的15；同时，在封面最上端，数字开始的前15个字，从1到15，用上鲜红色。书名《新加坡15诗人新诗集》印在封面中央位置，以蓝色的黑体字直排，唯独书名中的那个15也用了鲜红色，与封面最上端那15个数字的颜色互相对应。这简单的设计表达了我们心中的愿景，那就是：我们希望通过这本诗集中的15人，作为象征性的开始，激发更多人参与现代诗的创作，使写现代诗的人越来越多，像封面上的数字一样扩展至无穷数。
我读张锦忠、方桂香、刘碧娟三位学者的研究论文时，发现自己当年的身影跃然纸上。心想：如果能把我当年参与过程中的细节分享出来，也许能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那段历史。因此，我决定写下这篇文字。
五.《新加坡15诗人新诗集》的构思与愿景
在下一次聚会里，瑞献宣布梁明广也会参与，这让大家非常兴奋。有建议说，为了展现新加坡现代诗的全貌，是否可以找到更多现代诗作者，问问他们是否也愿意加入。南子提到林方，他是南子的小学同学，曾上过台湾现代诗人覃子豪的函授班，并在《蓝星诗刊》上发表过作品。南子联络了他，最终他也加入，但林方虽然参加诗集的出版，但始终没有露面，只通过南子和贺兰宁提交稿件和照片。直到他在三年前于2021年去世，我都没见到过林方本人。
培安退出“文艺沙龙”后，我们仍保持联系。我在他的《茶座》上发表诗作，也帮忙他把《茶座》销售到学校。但我进入南大后，联系渐渐减少，到我毕业进入职场后，便没再联系。我在银行界工作，投身在一个全英语世界里，后来从商，也不再参与文艺社交活动，只偶尔写写诗寄到报章发表。直到2015年，才将我写了半个世纪的三十多首诗集结出版。
《新加坡15诗人新诗集》的编排和设计，主要由瑞献负责。他会在每周聚会上分享新构思，我们会讨论和反馈。所以到今天我还记得当时讨论的细节。
出版合集的想法，在一次星期天聚会上被提出，立即受到所有人的支持。经过一番讨论之后，决定由瑞献主导，贺兰宁协助编辑，马上付诸行动。
此外，我们特别选择8月9日作为出版日期，并把日期August 9, 1970，清楚印在诗集内封底。这一天是新加坡国庆日。我们希望借此提醒那些反对现代诗的人，他们那套单一意识形态化的文学论说，与独立后新加坡的多元文化不符。
我原本以为这只是口头上的传闻。后来在刘碧娟《新华文学中的现代主义，1965-2000》论文引述的资料，发现其实有学者根据他们的想象力推论，以为“五月诗社”是从“五月出版社”演变而来，还把他们的错误推断写进论文里，以至许多人信以为真。
从战略角度看，在大学里成立诗社推广现代诗，确实能起到标杆性作用，有助奠定现代诗在文坛上的地位。尤其那几位投身于诗文和音乐的校友，毕业后也将文化和音乐作为他们的终身事业，如潘正镭、杜南发、周维介都进入报业，张泛则在音乐界取得卓著成就，进一步彰显出现代文学艺术的实质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