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过境迁，印尼终于在1999年解禁华文，迎来新时代。始终关心印华的寒川后来义务协助当地华文文艺副刊组稿，包括2010年5月起《国际日报》的《东盟文艺》（编按：东盟即亚细安）以及2014年创刊的《印华日报》副刊《东盟园地》。
寒川回忆，当时有朋友劝他不要在大会上发表印尼排华的内容，担心印尼政府会找他麻烦。尽管大会在台北举办，他的台湾文友也非常担心，陪他回到酒店，寒川一问才知道他们怕有特务害他，所幸只是虚惊。
“我太太常说我傻。”寒川说：“我当初义务编辑组稿是自然而然的，没有想过什么使命感，主要是朋友开口。”
印尼华文解禁之后，民间复办华文报刊、学校，印华作协也在1999年成立，最近刚举办成立25周年庆典，寒川携妻赴会。他在特刊里也撰文纪念三位已故印尼文友西西丽亚、柔密欧·郑与黄东平。寒川受访时说，印尼文友一生经历波折不断，尤其是黄东平，虽然文名在外，但晚年贫病交迫，令人无限唏嘘。
金门是寒川的出生地，新加坡则是寒川生活的地方，他也是印尼女婿。寒川致力于推广这三地的华文文学，尤其对印尼华文文学不离不弃，带动了新印华文文学乃至东南亚华文文学的交流和发展。
寒川与印尼的缘分始于1970年代初。当时他到印尼雅加达旅游、拜访亲戚，因堂妹结识后来的妻子范维香。频繁往返新印期间，寒川也与印华作家茜茜丽亚、柔密欧·郑、黄东平等人结缘。1970年代至1999年间印尼禁止华文，当地华文读者苦无读物，寒川每次都“走私”华文书籍给印尼华人文友，缔结革命情谊。
寒川说：“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比较大胆，我就走私华文书。当时被抓到是很严重的，但我是不怕……后来有一次锡山文艺协会20多个人到印尼，我让大家一共带了两百多本，主要是文艺书刊。”
时至今日，寒川仍每周义务编辑四五个版，受限于广告，有时版面不固定推出，偶尔还会收到紧急联系说明天有版面今晚要完成，若手上没有存稿就要开天窗了，寒川经常工作到三更半夜，占据了自己的写作时间，但要找接班人并不容易。
1998年印尼排华惨案期间，寒川曾接济雅加达文友谢梦涵带着三个女儿到他新加坡家中避难。对于印尼发生的悲剧，寒川义愤填膺，同年8月他到台北参加世界华文作家协会第三届大会，在会上报告他所接触的几位印华作家及其家人的遭遇。当时有超过百名作家联署谴责印尼排华的暴行，声明由新加坡作家陈剑起草，澳大利亚作家陈建国译成英文。寒川的发言《淌血的五月》后来也发表在《联合早报》。
寒川，本名吕纪葆，1950年出生于福建金门，5岁时随母亲到新加坡与先一步到狮岛打拼的父亲团聚，从此落地生根。就读华侨中学时期，寒川开始写作，主编《艺澜》壁报、华中毕业特刊。1969年进入南洋大学中文系，参与编辑《北斗》与《旱雷》。大学毕业后，寒川加入人民协会机关报《民众报》当记者，1976年接受《新加坡月刊》邀请主理《新苑》版文艺副刊，开始介绍新马印作家，10年间刊登114篇文章。他也在主编《挺进报》时开辟《亚细安文艺》栏目，前后六期，为本地读者引介亚细安国家作品。
新加坡、雅加达与金门是本地诗人寒川的三个家。
不过寒川无怨无悔，为各地文友尽力，乐此不疲。
新加坡是他生活的地方，雅加达是他太太范维香的家乡，金门是他的出生地。他一生的文学事业离不开这三个地方。至今仍致力于推广，尤其对印度尼西亚的华文文学不离不弃。
寒川刚在马来西亚出版《寒川序跋集》，收录40篇文章。当中有31篇是他为印尼作家茜茜丽亚、菲律宾诗人王勇、缅甸作家段春青、文莱作家孙德安、新加坡作家莫河等人撰写的书序。寒川希望读者能够通过这些序跋，对相关作家作品感兴趣。
寒川与出生地金门的联系也很频密，目前是台湾金门县政文化顾问。他曾写作一系列关于金门的作品，2022年出版的《高粱三题》结集了他书写金门的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