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祖邦:写诗是在给自己换眼睛

共鸣是两人不约而同提出的关键词。在《疫后五日》中,庄祖邦想处理的是“个人的痛苦以及哀伤,在一个大时代里面是怎么样去产生交集。”

当然,新加坡国情不同,华文文学面对的是稿源缺稀、文学艺术讨论不足的问题,甚至连得奖作品的公开发表园地都有限。

于是这次刘晓义选择返璞归真,一方面是反叛过去的自己,让自己安静下来去除形式野心;另一方面,这篇小说也是他对当代网络贴文叙事的回应:“双结构中的两个故事,部分启发自一些网民讨论和争论,而网络贴文的语言常常是更加直接和简练的,也给了我很多启发。”

但他认为,体裁也只是形式,最后仍取决于内容,创作者可以用诗的语言去写小说,也可以用小说的架构来创作诗。

这首诗与庄祖邦自身私密经验有关,但写诗不是为了揭露,而是从自身经验找到普世共鸣,他写道:“疫情是时代的,疫情也是个人的”。

本届金笔奖华文诗歌组并列首奖的王颖婷是首次得到金笔奖殊荣。现年29岁的她过去两三年开始较积极参赛,曾获得新加坡诗歌节首届“英培安诗奖”、新华青年文学奖银奖、花踪文学奖新秀新诗首奖。对她来说,文学奖是写作的动力之一,文学奖机制“几近逼迫式地让作者去思考和琢磨‘我想写的’和‘别人想看的’之间的度。包括像技巧的展现,是太匠气还是过于平铺直叙;内容的探索,是晦涩难懂,作者自己写自己爽,还是毫无深度,都是需要拿捏的。”

技艺审美上,王颖婷追求文字和情感的凝练,偏好短诗,因为短诗就像摄影,在流动的光影中按下快门,留下的画面虽然静止,但却能在读者的脑海里动起来,并且不可复制。

他说:“如果读诗是借别人的眼睛看世界,写诗便是自己在给自己换眼睛了。”

她也借用一句诗人顾城的话说:“坏的诗是写出来的,好的诗是长出来的。”

庆幸的是,如今这位朋友接受了治疗,已经康复。

现年41岁的刘晓义说,写作时他将新加坡作为其中一个假想的场景,但刻意不把明确的地方性放到小说中。读者可以读到一些暗示,比如岛屿西部的工业区。如此设定,刘晓义首先是希望作品更加普世,而不限于特定地域的讨论。此外,“这篇小说讨论的其实更多是人生观甚至宇宙观的问题,因此地方性在这里也许不是特别重要。或者说,我试图站在渺小的人类或者地球的‘地方性’上去思考——如果这种视角也算一种地方性的话。”

文学奖涉及奖金,比赛背后可能的功利成分,会否使得写作变得不够纯粹?今年金笔奖有很多熟悉面孔,显示作者创作力不曾停歇,有的还跳出擅长领域,挑战不同文体。专题访问华文诗歌组首奖得主王颖婷,并列首奖的庄祖邦,以及小说组首奖刘晓义,谈文学比赛的利与弊,并反思文学创作的意义。

正好刘晓义本届金笔奖小说首奖作品《爬高塔的人》里有这么一句话:“戒烟和失恋一样,都是最省钱的启发性事件,因为你只需很短的时间,就会开始以不同的眼光看待世界。”

他认为,所有优秀的文学作品都有一个特质:改变人们看待世界的方式。

另一位华文诗歌首奖得主庄祖邦则如此回应:“什么是纯粹?为什么要求纯粹?要怎么去分辨纯不纯粹?如果说纯粹是指情感真实,为文学奖而写的作品其实很多也可以做到这一点。我们追求情感真实,是因为能打动我们的作品往往具有这种条件。那反过来说,是不是只要能打动我们的,都可以视之为纯粹?”

刘晓义受访时说,他对艺术作品的形式发展向来感兴趣,写过很多实验性的小说,试图挑战、颠覆叙事方法和叙事结构。“但是我也发现形式的革新是非常困难,是非常漫长的过程,也需要我花更多心思和时间去思考和构建。因此我也意识到,如果我没有办法投入很多的时间和精力,那不能只是停留在一个玩弄形式的层面。”

王颖婷(右)与庄祖邦都是中学华文老师,王颖婷曾在庄祖邦任职的学校实习。(林明顺摄)

王颖婷与庄祖邦这次的得奖作品也与他们的生命经验有关。

王颖婷相信好作品都有话想说。更重要的是,其实现在很多写作比赛的本质也更倾向于鼓励作者写出自己想说的话,这也就是说,双方都可以同时追求真诚,并不矛盾。

2023年金笔奖四语言与新设的翻译组共收到超过900份投稿,最终44名创作者脱颖而出。各组首奖获颁奖金6000元与奖座,二奖奖金为4000元,三奖2000元。主办方也将为头三奖得主提供写作导师计划,帮助他们精益求精。本届华文诗歌组出现双首奖,两人各获得5000元奖金。

华文诗歌组: 首奖:王颖婷、庄祖邦 三奖:刘晓义 佳作:潘靖颖、陈莹纮 评审:吴耀宗、罗振亚、佟暖 华文小说组: 首奖:刘晓义 二奖:陈建文 三奖:林艺君 佳作:曾国平、陈卓、陈通文 评审:罗位育、孙爱玲、尤今

得奖未必是好作品唯一定义

这次他也得了诗歌组三奖,组诗作品《南方舞馆》。根据金笔奖简章,在同一文类得过首奖,或出版过书籍者,不可参赛。虽然刘晓义接下来不能参加金笔奖华文小说组,但下届还可参加诗歌组比赛。

庄祖邦也是一位中学华文老师。

2023年金笔奖得奖名单

两年一度的新加坡金笔奖12月2日揭晓,华文小说与诗歌组的得奖名单上,有好多熟悉的名字。小说组首奖与诗歌组三奖双料得主刘晓义是知名剧场工作者、新加坡青年艺术家奖得主,曾获2017与2021年的诗歌组三奖与二奖;本届诗歌组并列首奖的庄祖邦曾在2019年赢得金笔奖华文小说组二奖;华文小说组二奖得主陈建文较上届的三奖再进一位;上届华文诗歌组首奖得主林艺君本届则挑战小说,夺得三奖;另一位诗人,刚在台湾斩获时报文学奖诗歌二奖的诗人曾国平(语凡)也跨出诗歌的舒适圈挑战小说,得到佳作奖。上届华文小说组二奖得主潘靖颖这次则在诗歌组获得佳作奖。大家都展现出文学多面手的功力。

文学奖是写作动力之一

刘晓义从十多岁开始写诗,“诗歌对我来说一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思维练习。”

一首好诗如何诞生?王颖婷认为,诗人下笔写一首诗时一定有话想说,而读者寻寻觅觅一首能代替他说出心里话的作品,好诗就具备这种共鸣的特性。

文学奖是一位年轻诗人磨炼文笔的机会,但参加比赛这件事背后可能的功利成分,会否使得写作变得不够纯粹?

王颖婷:好诗是诗人读者间的共鸣

得奖值得庆祝,但刘晓义并不认为得奖就是好作品的唯一定义。

“我长途跋涉、上山下海,只为拍一张此时此刻。”

五首诗,五种节气与时间记号,包含人的生老病死,情感细腻,文字鲜活。

又到文学奖的季节。

对刘晓义来说,金笔奖和其他比赛都像是一种游戏,得奖是其次,重点是他始终喜爱写作,尽管投入剧场工作后写的更多是评论性文章,因此他特别珍惜金笔奖这类鼓励创意的比赛。

他说:“写作是可以很个人的,但是比赛和出版却不一定是包容和开放的。权威性是可能抹杀实验和创新的。所以,也许真正好的小说都不能在比赛中获奖。这也是我对自己这次获奖的一个批评。”

在华文文学世界里,单篇匿名征稿的文学奖,近三四十年来,从台湾到中港台新马,都是奖掖与鞭策创作者的重要机制。不过近年开始有了反思文学奖制度的呼声,以今年台湾林荣三文学奖散文组首奖作品《妈妈说我是假的》所引发的讨论为例,第一人称散文能不能书写非作者自身经验同时匿名参加比赛,仿佛是个无解的问题。此外文学奖涉及奖金,积极参赛就代表一个写作者是所谓“奖金猎人”吗?其实这些讨论都在引导你我回过头来思考,文学奖与文学的意义。

王颖婷得奖作品由五首诗组成:《以后》借清明节谈死亡;《适合麻醉的日子》以牙疼比喻婚姻;《左右为难》写女性面对社会角色时的左右为难;《𡷈》以你我他三座山探讨人际关系(当然也可以视为灵魂之间的对话);《我正》则反刍时光,反复吟唱“昨天的昨天老去”。

刘晓义从事艺术工作多年,在新加坡改编演出诺奖得主汉德克代表剧作《冒犯观众》,疫情中也尝试玩“剧作家vs人工智能”的跨界演出。相对于剧场作品的实验性,刘晓义在《爬高塔的人》采取双结构叙事,一边是电子游戏制作室成员对新开发游戏《维格纳的城堡》之讨论,另一边则是主人翁在公司附近与一个建造中信号塔之工人的邂逅。小说语言非常简洁,用简明的文字书写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建构过程之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辩证问题。

(*仅列华文组得奖与评审名单)

王颖婷目前是中学华文老师,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从事教育工作至今,她刚在10月份结婚进入人生新阶段,得奖于她是双喜临门。

各种文体中,诗或可说是最贴近写作者灵魂的一种。

“如果特定题材或某种写作方式在比赛中会取得某种特别的优势,那或许也是文学奖和评审需要反思的地方。”

戒烟、失恋与诗,发生了共鸣。

庄祖邦的得奖作品《疫后五日》将人际关系与疫情并置,处理否认、愤怒、议价、抑郁与接受五种情绪。

相较于诗的隽永与扩张性,人们对小说往往期待的是明确性,比如地点(地方与国家)、人物(名字、性别与族群)等,但《爬高塔的人》并不特别标记出地方性,甚至人物也都是符号式的。

刘晓义返璞归真去除形式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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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灵感源自她的一位患癌朋友,年纪轻轻就因为家族遗传患上大肠癌。那是一次朋友的餐聚,那位好友宣布自己病情时崩溃落泪,大家猝不及防。自那之后,王颖婷开始思考活着的意义:“如果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日子是固定的,你可以活这么多天,就这么多天的话,那你想要怎么样过你现在的生活?你是不是真的还是会做你现在在做的事情?”

现年33岁的庄祖邦认为,如果“不纯粹”是指写作人机心太甚,会主动迎合评审口味,但旁人是否有能力仅凭作品本身看出其不纯粹?

刘晓义是新加坡青年艺术家奖得主,活跃于剧场。(白艳琳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