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寓言的原文与评析在《文艺城》连载两年（2006-2008年）。
2016年，早报副刊也创设“早报书选”，经由初审与决审机制，每年为读者制定本地好书书单。
潘思颖果然陆续写来八篇文章（1996-1997年），以《诗情同步》的栏目发表在文艺城。在潘正镭眼中，这些文章很难得，具有长远的价值。
木子在1987年年初“在惨然的烛光下”写了《向一切告别》，描述家中因贫困断水断电，父母关系僵局等生活困境，文章2月23日发表在《文艺城》，引起不小回响，3月份两次《编辑手记》都提到有读者来电要帮助木子。
“我们生活在同个空间，很容易去写远方的人，或写死去的人，但我们必须有很大的见地去突出本地我们认为有潜力、有作为、有识见的艺术工作者。因为太靠近，一个人的脸上暗疮我们都看得清楚，就容易出现小眼睛的问题，这个自我警惕很重要。媒体人要善尽的就是媒体的责任。”
将继续扮演重要角色
潘正镭说：“我们做报纸的人，同是写作人。我们情愿花时间在这个事件上，虽然拖拖拉拉，最后还是促成书本出版。这种在华文报做文化的心态，现在回想起来：当时为什么会这样……活的推手，是超乎版面的。”
决定个别作品的连载需要把握机缘。
潘正镭听到这里马上跟潘思颖协商：“《联合早报》报头就出自潘老手笔，他是位备受尊敬的诗书泰斗，研究他的人很多，但不如你来通过读父亲的诗，陪伴他旅游的经历，表达你眼中的父亲和他的文化胸襟，子写父，必有精彩的观照。你任意写，字数不拘，刊登是我的责任。其实，我内心明白，潘老高龄，我们得与时间赛跑。”
潘正镭记得，1988年初到副刊，经郑子瑜教授引荐而认识当时已经94岁高龄的刘延陵，拜访他位于武吉知马七英里的住家，临走时发现他桌上有诗稿，潘正镭振奋于老诗人多年未有作品发表，决定亲自采访刘延陵，写一篇长文。几次采访结束后，有一天老诗人突然来到仁定巷的报馆，拿着一把雨伞，说诗稿里有几个字要改——这就是诗人从一而终，对文字毫不妥协的精神。
（文接上期）
英培安连载的《孤寂的脸》后来成为他的代表作之一，李拾荒《绝代天骄》让作为读者的潘正镭印象深刻，王每伕《飞天》是本地少有的科幻小说，吴伟才《塑像之爱》至今仍是作者自己的心头爱。
（下，续完。本系列结束）
诗人、学者陈志锐认为，《文艺城》还将继续扮演重要角色，它是本地报章媒体唯一的文学版位，发行量远比书籍刊物高。去年起，《文艺城》推出《开卷》栏目，通过播客（podcast）朗诵并简评诗作。陈志锐相信未来《文艺城》会在线上继续拓展。
小说新长征
1980年代电邮还未出现，投稿都凭书信，本地诗人木子更是习惯亲手将作品交到《文艺城》编辑手上，与谢克、刘培芳、林春兰等编辑经常见面交流。
《联合早报》四字出自书法家潘受。
对本地写作者来说，《文艺城》除了让作家切磋交流，见证自己文学的成长，也建立作者与编辑之间的微妙关系。
文章《折柳南来的诗人》刊登于1988年3月20日，潘正镭说，老人家读后很高兴。
连载其他文类
潘正镭最近回头读这本书，再次确定这些都是很珍贵的资料，证明当时编采方向正确。他感慨说，最糟糕的方式是等到人走了才来赶悼念文。
文艺版送暖
此外，2017年《文艺城》也曾推出“一个文本，两种媒介”，让中长篇作品在报纸上开头再转上网。当时编辑写道：“作为媒体之一，早报的《文艺城》却常面对无法选用长稿的局面。新一年开始，我们推出媒介续载‘一个文本，两种媒介’的试验。在处理较长的稿件，如本期谢裕民的小说《危城破——涓生与流苏》，文章首回先在报纸刊登，之后再转到zaobao.sg连载，以突破报纸的局限。”
木子日前受访时回忆起这件旧事依旧感慨、感激。他说，其实作品刊登后，文艺版的编辑、报社同仁立刻送了一些钱到他家去，他记得有潘正镭与彭志凤，此外郭振羽教授还把钱寄到报馆。不过木子都没有接受，坚持自己解决问题。
2000年代末开始投稿的新生代作家梁海彬说，从来没有得到主编的回函，不知作品录用与否，他就耐心等待每周两大版的《文艺城》，刊登了有惊喜，半年后还没有刊登，就明白作品被投篮，必须再接再厉。
潘正镭认为，无论文艺编辑还是副刊主任，都必须为读者服务，必须时时勤于磨锐自己的触角，采和编，判断取舍往往是关键。
潘正镭说，当时袁见是第一次写小说，之后结集成书《天请问》。她结合历史、考古、佛学、东南亚文化，“写出的奇异风格，有别于一般的新华小说。”
“谁来为这些作家留下踪迹？谁来写他们的书？他们的书房？”
潘正镭后来与周维介合编《折柳南来的诗人》，发现刘延陵在新加坡一直有发表文章，只是用了不同笔名，更曾参与本地现代诗论战，文章发表在行动党杂志《新加坡》，用了金季子为笔名。
1994年4月至1995年6月的“作家与书房系列”访问27位本地青壮与资深作家，借用作家的书房搭桥，带领读者进入作家的世界。这些访问与照片于1996年出版成书。
文学推手（完结篇）：文艺城
1988年4月11日《文艺城》推出“我国小说的新长征”系列，邀得本地作家李拾荒、英培安、王每伕与吴伟才连载长篇小说。
答案不言而喻。
对梁海彬来说，“文艺推手”不一定是一个人，更可以是《文艺城》这个平台。“主编与投稿者没有私交，我觉得这样没有人际关系的纠缠，就比较没有目的性。”
活的推手超乎版面
新加坡华文圈经常有那种一代不如一代的感慨，但总有年轻人冒起。潘正镭就说，新一代写作者已经没有上一代的历史包袱与悲情，他们写组屋生活、疫情中的思考，仿佛美国小镇风情，让人看见本地新的文字现象。
他说：“我很感激，长辈们的关爱，感怀至今。”
除了小说连载，《文艺城》也曾连载其他文类。潘正镭举两个例子，一个是潘受儿子潘思颖写《潘受的诗》系列文章，另一是马华作家何乃健评析陈瑞献寓言100篇。
其实早报副刊也曾催长新华小说的创作。
1992年《文艺城》推出“文字黑店”，连续33天以小方块专栏形式展现现代散文的可能性，蔡深江的文字甚至引起作家羊野撰文《论文字黑店中的“蔡深江现象”》随后引起“不大不小的笔争”（1991年11月1日《文字黑店》编后记）。文字黑店的大胆创新让本地诗人、学者陈志锐振奋不已。
木子则认为，硕果仅存的《文艺城》将扮演更重要的文学推手角色。
林迪玞曾邀请本地年轻作家组织论坛，1998年2月16日在《文艺城》以《年轻的声音》全版报道年轻作者的文学思考。2002年“岛屿书写”系列公开征稿，17位年轻作家集体书写新加坡。2022年新加坡出现两本街道书写的书本《我星国，我街道》、《我狮城，我街道》，本地作家流苏就认为，20年前《文艺城》的“岛屿书写”系列早就引领风潮。
刘延陵是五四文人，中国第一本诗刊《诗》的主编，代表作《水手》是中国新诗经典，后来定居新加坡。
《文艺城》历经12任主编，执掌时间较长的有1997至2004年间的林迪玞、2006至2014年的林仁余，以及两次担任主编的谢裕民（1988年、2014年至今）。
半年后老诗人无疾而终。
进入电邮通讯的年代，《文艺城》编辑躲入幕后，投稿者甚至不知道主编是谁。
在早报副刊工作20年，最让潘正镭印象深刻的，还是1988年与诗人刘延陵的缘分。
此外，何乃健是马来西亚作家，研究农业，在北马与大自然为伍，也钻研佛学，他写《陈瑞献寓言》的评析，“我看了几篇觉得不得了，我们商量后，决定由早报连载……第一那个寓言，在文学创作上，是古老文体的创新，第二，陈瑞献的根底在佛学，但这些简短的寓言故事没有一个佛字。何乃健是以深厚的文学修养及生活体验来下笔的。我拍拍胸膛，你写100则，我们就登100期。”
潘受晚年经常找潘正镭聊天，有一次相约到潘寓“海外庐”邻近，作家周颖南经营的湘园午餐，潘老的儿子潘思颖医生也在场，他提到潘受1958年被褫夺公民权，直到1983年恢复公民权才能正常出国后，就不时陪同父亲拜访中国、欧洲等地，旅途中潘受赋诗不少。
潘正镭指出，早期小说版都只连载亦舒、温瑞安等作家的小说，1988年他接手副刊主任时，决定也连载新华小说，遂有“我国小说的新长征”系列，后有“新华小说”栏目每天连载。他以李拾荒《绝代天骄》为例，这篇寓言式小说讲述植物园猴子争夺地盘的故事，有所影射，取材另类，可惜不为论者重视。
主编显现风格与性情
至今仍坚持投稿，梁海彬表示，最主要的原因是《文艺城》是自由的，并不是主题先行来征稿。
几乎每年决审评审都会提到本地华文文学缺乏长篇小说的问题。
后来《早报周刊》也设“一期完小说”，由吴伟才与水一方（袁见）隔周轮流发表作品。
每位主编有各自的风格与性情。
尽管媒体环境改变，但早报副刊仍保持周一至六每天一大版《四方八面》，每周一大版《名采》与《阅读》，每周两大版《文艺城》，潘正镭认为放眼世界各地其他华文媒体，《联合早报》为文学与文化保留的版面仍相当可观。
主编从不回复，梁海彬并无怨言，因为他自有练笔的空间，在自己的博客涂涂写写到满意为止，就投稿《文艺城》期待与读者正式见面。
此外，早报副刊的学生文艺版《取火》如今已经转至线上，不再受版面局限，给学生写作者提供更大的园地。《字食族》专栏自2012年至今已经培养七代年轻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