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会成立以来，备受各界关注，华语电视座谈会邀请三个文艺团体负责人上节目，讨论新加坡文艺运动；时任文化部政务部长的邝摄治邀我们餐叙，语多勉励；杨松年博士也邀我们讨论即将成立的新加坡文艺协会，并成为创会委员；《星洲日报》也邀请我们上文艺营开座谈会。
同年12月28日至30日，为通讯员提供更进一步的新闻编写训练，为期三天的“ 新闻编写123”课程在国家青年领袖训练学院举行。总编辑莫理光主讲“新闻写作与人生”，采访主任蓝大周主讲“新闻工作者的职责”，我的讲题是“新闻编辑实务”。三天住营训练还包括分组讨论，制造“突发新闻”，花絮撰写，参与编辑工作，以及游戏表演等等，节目丰富多彩。
华文报一直为文学主要的推手，新加坡的华文报文艺版主编亦扮演同样的角色。《文艺城》以不同的形式，不定期介绍这些幕后英雄。
站在桥的中央，前后是笔直的大道，大道中央的路堤上是两行平行的，一望无际的开满粉红色花朵的九重葛，九重葛之间有一列看不到尽头的树，高三四丈，花季到时串串风铃般的花朵挂满一树。花谢了，结出满树翼果。翼果造型别致，圆形的果身长出两枚翅膀，肉质的，不像蒲公英那般轻盈，果熟落地时往往就落在母体脚下，可脚下是日夜奔驰的大大小小的车辆，千车万轮碾过，它们如何越过左右各四条车道，落在适合发芽生长的土地上？
我在出版社当过记者、编辑，也搞过活动，包括学生文艺讲座“创作与欣赏”。讲座分中英两组举行，我负责中文部分。我到南洋初级学院向院长谢坤福借用礼堂，并获得主任廖为祥（廖青）的热心帮忙。1980年5月底一连三天的活动，吸引千余名中三至高级中学学生报名，可惜只能接受200名学生参加。英文组则在培道中学举行。受邀出席讲座的主讲人及指导员，都是我国中英文艺界的知名人士与作家。华文组的主讲人包括丁之屏、皮述民、张挥、烈浦、杜红、梁三白、王里、许茂荣、蓁蓁及杨松年博士，主讲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的欣赏与写作，讲座由我担任主持；以及文艺座谈的锺文苓、王梅窗、范北羚 、陈彦等14位，主席是黃孟文博士。活动结束后，评选学生的优秀作品，汇编出版《文荟》一书。
在印务馆三天后，我才正式到位于欧南园的出版社上班。
每日晨走都会上一道行人天桥，跨越泛岛快速公路。
原因无他，这是我打小就梦寐以求的职业，哪怕我必须放掉一切，重新开始。
1980年也是我职业生涯的转捩点。
服完两年半兵役后，“量”了两个月的马路，打了几份零工，在江夏别墅的一次聚会时，曾纪荣透露教育出版社要请记者，安排我去面试。面试在《电视与广播双周刊》的印务馆排版部进行，总编辑陈德复问了几句话，便布置我第一个工作：给新出版的双周刊写新闻稿。我细读了目录、主要的篇章后，写了一篇一张稿纸约400字的稿，战战兢兢地交了给总编辑，正在审查大版的他，随手就用红笔改了起来，结果惨不忍睹，满纸通红。誊誊改改，等于重写，是我学写新闻稿的第一课。
学会成立一年后，由于新的工作繁琐，教育中心管委易人，方针改变，我决定卸下会长职务，退出组织。在执委同意下，交棒张树忠（淡秋）。金声文艺学会在三周年后，像其他社区组织一样，渐渐沉寂下来。
在教育出版社的日子
在总经理何家良的领导下，教育出版社是个文人荟萃之地。知名作家田流、烈浦就在这里任职。我在他们的引荐下加入当时的写作人协会；新创刊的《新加坡文艺》是出版社的刊物之一，主编杨松年与编委常在这里开会。这也成了我投稿的园地。
《电视与广播双周刊》不久即改为《电视周刊》，每个礼拜出版。这是出版社增聘人手的原因。那时，为周刊写连载小说《歌的故事——海鸥》的罗子崴（笔名柳依堤），和写《男女信箱》的蓉子，几乎每周都到印务馆交稿，也帮忙校稿，经常同我们一起用午餐，在座的还有当翻译的区富礼。
《南洋学生》在1979年7月23日创刊，由几名资深编辑负责，目的是把中小学的读物归纳在一起，逐步与学校、老师及同学，搭建一座座桥梁。新加坡那时大约有400多所中小学约50万名中小学生，我进报馆后，第一步是成立青少年学生通讯员组织，建立学校通讯网络，文艺讲座的那批少年朋友在基本培训后成为第一批通讯员，并同时公开招收第二批通讯员。组建通讯员的另一个目的是为新闻行业培养新血。
那时，我就告诉自己，要是哪一天我能当上编辑，我必不错过任何一个可能成为写作人的投稿者，我希望有人能像我一样，遇到发表他第一篇作品的人。我相信，没有几个人有那么大的忍耐力，能忍受那么多年“投篮”。
成立金声文艺学会
在筹备成立金声文艺学会的同时，我很意外地接到《南洋商报》的邀请，加入报馆主持《南洋学生》编务。我在学会成立不到一个月，便在同事讶异的眼光、家人的不解中，告别工作了近五年，刚刚搬到红山新办公室的出版社，以及编辑组十几名组员，来到一个全新的也是陌生的工作环境。
文学推手12
后来，参加青年文艺创作赛、听文艺座谈会，认识了《学府春秋》的编辑谢克，还有同样在念书的潘正镭、李永乐等人，作品开始在《学府春秋》发表，还参加了潘正镭为谢克主编《学府春秋》组稿的《诗页》，和为《新明日报》林福利主编的《青园》组稿的笔谈。
我们也常参加其他团体的活动，一起赏月。1980年9月6日，在参加加东文友俱乐部的成立仪式后，一群文友到马林百列海边，坐在沙滩上吹海风，玩起诗歌接龙。十个人：初声、夏心、李毓、悠雨、董农政、川依特、牧汉林、冯启荣、雨粟、柳依风，一人一句的完成一首集体创作《十管调——夜在马林百列》，由夏心整理后发表在《新年代》。
金声成立时，谢克主编的《新一代》出版了专辑，年轻的诗人董农政则为文评介《诗之季》——《四季以外的季节》：“这是爱诗者才有的魄力，是一群对诗敏感的人才能创造出来的季节，虽然这群人很年轻，年轻到很容易钻人文字与情感的牛角尖，所以在他们的季节里有三篇撑着灯的诗论。”其中包括我署名夏心的诗论《好诗坏诗不是诗》。
我邀请德高望重的老诗人柳北岸担任文艺顾问，邀请在电视台结识的爱写诗的演员李三锋（长风葛），老友初声、丘得福、张松龄，画家潘如伟、云长空，还有杂志部同事，编辑陈秀群、方桂香等人担任委员，协助我组织文艺团体。这群爱好文艺的年轻朋友则分成四组：编辑组、采访组、活动组、资料组，各委一组长，他们是沈一峰、陈健良、庄裕德（川依特）、张森林，一同筹备成立仪式，包括出版纪念刊《天南星的前奏》，诗刊《诗之季》，以及节目表演。组员有林松辉、梁丽庭、许福吉、李诚豪、洪保镇、冯启荣、薛方基、江春才、林义平、汤玲玲、张晓忆、梁秉赋、何明吉、严慧全等40余位。这群多才多艺的年轻人，排演诗歌朗诵、诗舞、相声、短剧及歌唱表演等。
原来，陈德复也是社区领袖，在多个组织担任主席要职。
作品在报章上发表，得以结识高中部的学长黄汉雄，在他当坐办的江夏别墅，常有一群文人雅士聚集，初声、林子夜、夏文新、曾纪荣等人，就是那时认识的。
那时，我刚出任杂志部主管，新的任务与结社的活动如火如荼展开。
1981年5月31日，第二批通讯员开课。在约500名应征者中，遴选出100名在校与在职青少年为见习通讯员，接受三天培训，并参与实习，同事梁增瀛与刘培芳主讲新闻采访及写作技巧。
（上，待续）
除非有大风，或者，那是轧不扁碾不碎的响珰珰的铜豌豆。
在出版社工作，有机会认识几家报馆的负责人，像《南洋商报》的黄锦西、蓝大周、成汉通，《星洲日报》的黄溢华、陈正、陈刚国，《民报》的蔡镇华（宋雅）等，也常遇到骆明、杜诚、黄应良等前辈作家，诗人寒川、杜南发，还有刚出版第一本书《六弦琴之歌》，到出版社卖书，不满20岁的齐斯与依汎伦两兄弟。也是这时候开始，有新作者出书，我会买几本支持。
我想到我自己。
我在出版社当过记者、编辑，也搞过活动。1980年是我职业生涯的转捩点，在筹备成立金声文艺学会的同时，意外接到《南洋商报》的邀请，加入报馆主持《南洋学生》编务……
此后，我们每周末都会在会所聚会，也广邀文坛先进分享写作心得。
主编《南洋学生》的日子
通讯员与小记者的任务主要报道各自学校的活动，也采访与青少年学生有关的校外活动。
缘起：我的编辑梦
第二年，招收第一批小记者，共有50名小学高年级学生入选。同样的，他们也接受为期三天在《南洋商报》礼堂举行的基本训练。梁增瀛与陈婷等以生动的例子，告诉小朋友怎样采访怎样写作新闻。我则训练小记者视觉与听觉方面的敏锐反应。
事缘中三那年，听了梁荣源（梁三白）老师的一次座谈，认识了什么是诗，便尝试写诗，投给《青年文艺》的，就是那时的习作。
铜豌豆还有生命吗？现实中的我们，都是血肉之躯。
活动结束了，在文艺讲座结识的年轻朋友，课余爱到出版社串门，成为我办公室的常客。如何让这群朋友有一个聚会、分享写作心得的场所，变成我们共同的需要。我把这个构想告诉陈德复，陈总说：“来金声教育中心吧！这里有会所，还可以提供经济及人力的援助。”
1980年12月7日，这个平均年龄仅17岁，以遍地常青、蓬勃生长的天南星的姿态的金声文艺学会正式成立，这个成员最年轻的组织，与阿裕尼文艺创作与翻译学会、加东文友俱乐部，三个社区文艺团体鼎立而三。
时间是上世纪60年代。
我从小学五年级开始投稿，逢投必进篮——字纸箩。月月投年年投，小学投中学投，从杂志到报刊，《南洋商报》《星洲日报》，一直都石沉大海，投到心灰意冷，中四那年突发奇想，不再投学生版，改投《南洋商报》的《青年文艺》，想不到一投就刊登，大喜过望，后来收到稿费单，才知道那位编辑是李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