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晚风》的第一年里，没有太多人知道我主编，在选稿、编辑上少了许多顾虑，当时采用大量尚在中学中三中四，但有独特文字思考、行文流畅又有文采的学生稿件，还经常写信给作者与他们谈写作、谈阅读，有时纠正写作上的毛病，更多时候是鼓励他们继续写作。如今这些幼苗许多已经是写作界的佼佼者，更有些在报界任要职，“晚风”轻轻吹，曾经吹动人心，也在这华文如日落的黄昏吹出美妙的组曲。
电脑未普及的美工
从1985年底到1989年的四年里，我都在编辑《晚风》和采访《大特写》的时光度过，无可否认，编文艺版可以是纯文艺而浪漫的，采访特稿是现实而理智的，我在两者间摆渡，虽然无法找到心中的桃花源，却也不曾迷失，一文一理的调和工作，也调和生活，如晚风轻轻吹，在平凡的日子里带有丝丝沁凉。
从文职转向编辑工作初期，先后负责漫画版、《生活广场》，1986年1月，负责文艺版《晚风》的董农政转编日益受重视的商业特辑，我便正式接手《晚风》编务。我另有采访工作，主要协助《大特写》，当时《大特写》主要写手是李永乐，其次有韩山元（1942-2016），编辑是林玉聪（漫画家“满天飞”，1942-2016）。
从董农政手中接过《晚风》后，我把版头设计改成一群站在天线杆的小鸟黑白版块，有向晚归巢的意境，也有百鸟争鸣的天空，自己尚年轻却想把这版块当作培育幼苗的旷野，让无数小鸟自由飞翔。感谢当时《联合晚报》总编辑陈正，数位前辈上司包括张道昉、蔡镇华、杜南发等，让我们这些年轻编辑自由发挥，抒发理想。
“晚风”曾经吹动人心
我在1981年底加入《星洲日报》，做的是文职工作——总编辑秘书。1983年3月15日，《联合早报》与《联合晚报》成立后，需要大量人手扩充内容，我在1985年正式加入《联合晚报》编辑部。
同是女性的关系，心思比较细腻，我和惠根的想法常黏到一块，在编《晚风》时我们大胆地做全版绘画，留白的地方诗文穿插其中；或有时根据重点文章绘插图。在版权意识不高的年代，我也收集大量外地报章杂志的插图绘画，适合的就摆在版面上做插画；也试过设定主题，例如中秋时节把抒情散文、长诗短诗汇集成版，请惠根手描高山流水一叶扁舟，以版面气势情境吸引读者目光，也引来不少写作者的赞赏，这在相对保守的年代来说，是个大胆的尝试。
在两大华文报合并前，《星洲日报》联合人民协会与两大文艺团体举办首届国际华文文艺营，邀请当代著名作家萧乾、艾青、聂华苓、於梨华等名家，首届国际华文文艺营在1983年1月13至19日，如火如荼展开。
从台前走到幕后
1984年后期，报社主管特地飞往香港征聘人才，聘请语文专家汪惠迪，还有曾与导演徐克等合作的电影海报画家欧阳兴义，以及郭炯灿（数年前辞世）两位美术家。随同欧阳兴义前来狮城的夫人薛惠根也被安排在报社工作，就在晚报副刊组，协助新闻组及《晚风》等版面做美编。
作为公众媒体，报章总是不断有小改组大改革，重新定位调派人手，我在1989年被调往新闻组当全职采访记者，脱离副刊采访工作和编辑工作，也和《晚风》道别。
受到这些文艺力量催使，我在1986年接下《晚风》编务时，有一种从台前走到幕后的感觉，告诉自己也要做一个舵手，划着船寻找一个时代的桃花源。
文艺版编务我并不陌生，加入《星洲日报》之前，我曾在全国职工总会（NTUC）旗下的刊物《奋斗报》工作四年多，这份月刊除了报道和集辑工会消息，还有周维介主编的《狮城文艺》。对于在学生时代便开始投稿的我来说，这份工作让我很快便融入当时炽热的写作风气，加上每个月需要跑印务馆，有机会认识其他刊物的主编，以及有机会接触一群热情写作的文青。后来大家在杨松年老师的召集下，加入成立于阿裕尼联络所的“文艺创作与翻译学会”，那是大家风华正茂的年代，搞了几场诗乐演唱会，办了一场大型的新马华文文学史展，算是岁月没有留白。
《晚风》常常因为不规则的版面设计，或迁就插图，须要把文稿一行行切出来，按图片的位置中断或衔接字数的长短，颇是费时费劲。有时一个版插图移上挪下、文字变长变短，贴贴补补了一整天，完成后效果满意还好，不满意的话隔天一大早上班就“拆版”，从头排过，赶在上午11时下版时间送进制作部加工。
电脑化还未普及的年代，编版基本上是手工作业。当时编辑桌上不是排版电脑，而是摊开一张有暗纹标示长53公分和宽八栏的雪白版纸，美工刀、长铁尺和“丁拿油”是必备工具，要画上黑框都必须用上粗细不等的马克笔。
华文报一直为文学主要的推手，新加坡的华文报文艺版主编亦扮演同样的角色。《文艺城》以不同的形式，不定期介绍这些幕后英雄。
接过《晚风》后，我把版头设计改成一群站在天线杆的小鸟黑白版块，有向晚归巢的意境，也有百鸟争鸣的天空，自己尚年轻却想把这版块当作培育幼苗的旷野，让无数小鸟自由飞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