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尔将抽屉里的旧作及2012年之后的作品稍做整理，2018年因病住院月余，获准回家后，思之再三，自忖岁月无常，今后只有归途，便决定落实编纂集子《问道九章》的计划，并且将几篇文稿也收进去，变成“诗文集”。
诗社决定出版《五月诗刊》半年刊，挑起主编重任的是林方。我不揣才疏学浅，有一年接下两期的责任编辑工作，学习从征稿、选稿、编排到写刊首语及短讯，得到林方费心尽力的指益，虽然“偷”不了师，对于编印和出版诗刊的艰辛，也有一些体会。
2014年，年轻的文艺工作者邓宝翠等来访，经过数个月的策划与工作，总算办成新谣重返书城演唱会“我们唱着的歌”，当天人山人海，人头攒动中，在一楼某书局的门口，很高兴遇到英培安，他对这场活动的关心，令我感动。
诗社与新加坡晋江会馆于1985年6月联办“诗歌讲习班”，百余人报名，参加整个课程（十讲）的学员约80人。林方事务繁忙却依旧每周抽出时间，不仅担任指导老师，讲解范例，而且认真批改学员的习作，乐而不疲。
原本想去拜会他，却因疫情阻路，蹉跎耽搁，虚度时日，现在想起来实在追悔莫及啊。
在林方和社友的鼓励下，我也提起勇气出版第一本个人诗集《彩色分析》（这之前的两本都是合集）。同时，社友梁钺也出版他的诗集《茶如是说》。
林方曾参加台湾诗人覃子豪开办的诗歌创作班，以他的学习的历程与心得，对学员常起启发的作用。课程结束后，将其中83篇佳作编成《诗的新苗》出版，给予学员莫大的鼓励。
发布会将至，联络林方，邀请他驾临作为嘉宾。他婉拒了，坦率地透露“我患了癌症”，听在耳里，恍若焦雷轰顶，不知道该怎么回应，实在难受之至。
由于工作过于繁琐，我与林方的联络就渐渐地少了，有时候一年难得通一两次电话，更不用说见面。
数年前，忽然接到林方的电话，他对拙诗《那一摊鲜血》提出他的感想和意见，聊了一阵后，他告知台北有家出版社想收集本地的著作，让我尽快将数本《彩色分析》交给英培安。
2．
是夜无眠。
去年10月突然接到信息，告知林方仙去，顿时觉得胸中一腔空虚，一颗心仿佛猛然坠入悬崖，茫然若失。
4．
小学时喜欢往图书馆跑，从阅读历史小说开始，逐渐尝试接触唐诗和五四时期的文学作品，懵懵懂懂地钻进现代文学的大海中。高中的时候从书报刊物中知道一些本地作家，包括英培安、林方。可惜，两人在去年先后离去。
这是两年多前入院后经历长期夜夜失眠到天明以来，又一次整夜里亮着灯，睁着双眼竟然毫无睡意，翻着以往一期又一期的《五月诗刊》，直到窗帘透进微微的阳光，自觉颓若蔫烟的孤叶。
数个月后，英培安也不再出现。过了数年，由于国民服役，就没有再参与陈府的聚会。
可惜和林方缘悭一面，即使后来有机会到牧羚奴（陈瑞献）住家去，每逢星期日，常有许多作家和诗人出席聚会，却始终没有见过林方，实在太遗憾。
当时，我和梁钺有好几回在晚饭后一起到勿洛去拜访林方，天南地北聊得不亦乐乎，不知夜已深沉。
1．
去年1月10日，惊闻英培安去世的噩耗，悲痛不已。这么一个英气逼人安静儒雅致力创作的作家就这样离去，情何以堪？
3．
没想到，才过去几个月，10月10日是个哀伤的日子，本地现代诗的先行者林方竟然先行而去，潇洒一君子，隐身云深不知处。
这是最后一次见到有如师长的他。
和林方难得见上一面，不过，和英培安倒是有碰面的机会。他住碧山，我从宏茂桥搭车南行，在碧山地铁站外，有时候会遇到他，可以寒暄几句。
由于工作地点就在桥北路，十分方便，于是走过马路去找英培安。
1979年，欣悉几位诗人组织“五月诗社”，总算可以向前辈讨教，雀跃的是，结识仰慕已久的前辈，社长林方。
嗟乎！林兄，期待什么时候能在你微眯着眼淡定的笑中，沏一壶普洱缓缓聊起来。
有一天，我终于鼓起勇气走上桥北路一排屋的二楼“茶座”（英培安创办的文学刊物），去拜见心仪的偶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