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我认为最重要是开放的心态，不要急于下结论。就像有些人可能无法忍受榴梿或臭豆腐的气味，却在品尝后发现了惊喜。所以，不要让“听不懂”成为探索未知的阻碍。
何志光（以下简称“何”）：这个问题包涵两个层面，一是自然发生的审美反应，二是对音乐的接受和理解程度。在不涉及美学哲学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理解为探讨“普遍被接受的音乐”和“音乐探索”之间的关系。
在这400多年里，以欧洲为主的古典音乐世界诞生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作品，如《“命运”交响曲》《致爱丽丝》的旋律已然成为现代人类文明的基石。
现代古典音乐是否与大众脱节？本期《艺谈》邀请新加坡国立大学杨秀桃音乐学院的副院长、作曲系创系主任何志光副教授，以及杨秀桃音乐学院指挥科教师连汶华博士，探讨现代音乐背后的创作逻辑，以及如何欣赏现代音乐。
有一天我们可能会有自己的音乐身份，也可能没有。如果其他文化或社会影响覆盖了我们音乐身份的进化，我们可能会与世界共享一种音乐身份。
当人们谈论古典音乐时，普遍的共识是以巴赫为代表的巴洛克时期算起，历经莫扎特为标志的黄金古典时期；贝多芬承上启下开辟了百花齐放的浪漫主义时代，涌现了勃拉姆斯、李斯特、肖邦、柴可夫斯基等抒发个人情感或民族色彩的音乐巨匠。
最后它们都找到了各自的欣赏群体。对于特定的受众群来说，并不存在“听不懂”的问题。这种接受度或许不是自然发生的审美反应，而是音乐传播与曝光度下的社会现象。
连汶华（以下简称“连”）：真正的艺术家总是热衷于扩展和重塑自己，因为他们永远不会对现有的成功感到满意。在他们扩大极限的过程中，听众也被推到了可以“听懂”的界限。
张：这些音乐对现代文明有怎样的社会作用？
现代古典音乐的类别
总而言之，它不像古典音乐的各个时代那样脉络清晰，很多是同时出现，又相互对话。
1920年代勋伯格（Arnold Schoenberg）提出一种新的作曲思维，把平均律中的12个音高以系统的方式排列设计，即著名的十二音技法。到了1950年代，有作曲家把这样的技法从音高延伸至节奏、速度等维度——这种思想在20世纪非常盛行，被广义地称为现代主义。
张：新加坡在形成独立文化方面的历史相对较短，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可以取现代音乐的“捷径”来创造自己的音乐身份？
纯器乐则是另一回事。在西方古典音乐历史上，和弦、旋律等特性曾是音乐的主要内涵；如今的音乐开始探索新的声音维度，如音色、声音的质感等等。只是这些新的音乐理念目前还没有被广泛地传播和接受。
张：作为非音乐专业人士，我们如何培养对现代音乐的欣赏？
何：持续的社会关注和坚持发展新加坡当代艺术的信念十分重要。比如我们在此篇报道中的讨论可以帮助更多人了解现代音乐，和本地音乐家为艺术发展做出的努力和思考。
培养对现代音乐的欣赏
创造本地音乐的身份
社会的关注也很重要，它为新思维和新作品提供了创作空间和情感支持。在时间的沉淀下，有些作品会成为时代的标志，文化的象征；有些则如大浪淘沙般被洗刷。不过没关系，这是艺术发展的自然过程。
后现代主义则是对这种系统方法的回应，表现于许多不同的形式：约翰凯奇（John Cage）在他的音乐中使用随机元素；利盖蒂（Gyorgy Ligeti）探索小于平均律中半音的微分音所带来的色彩；潘德列茨基（Krzysztof Penderecki）则拓展乐器的演奏方式，制造新的声音。
本期《艺谈》邀请新加坡国立大学杨秀桃音乐学院的副院长、作曲系创系主任何志光副教授，以及杨秀桃音乐学院指挥科教师连汶华博士，探讨现代音乐背后的创作逻辑，以及如何欣赏现代音乐。
何：我们并不须要急于创造独立的音乐身份。欧洲音乐、中国音乐等都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形成的，即使它们在文化上拥有相对较高的同质性。
但我们不能把“拓展边界”的期待放在听众身上，因为人们听音乐是出于不同原因，有些人只是为了纯粹的听感享受，有些人则是为了提升思维与审美能力。对于已经形成固有审美的保守派听众来说，20世纪各种新奇的音乐概念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但同时也有人单纯地被有趣的声音吸引，或对具有创新性的音乐概念感兴趣。
首先，“现代音乐”不是近来才有的现象。在音乐史上，任何古典音乐和先锋爵士、朋克摇滚等风格一样都曾是“现代音乐”，是人们对于新声音的探索。这个过程受科技生产力，如乐器的制作工艺，电子乐器的发明等影响，音乐风格之间也相互影响。
然而，与这些经典一脉相承的古典音乐，进入20世纪后仿佛“基因突变”——旋律不复存在，音响上也变得刺耳。这种创作风格至今仍是西方学院派的主流，这是否意味着现代古典音乐已经与大众脱节？
连：现代音乐最让我着迷的是它的多样性，其本质都是对已有音乐的回应。
连：我同意何教授的观点。此外我想补充的是，人们对音乐的感知时常与作曲家本人的背景紧密联系。比如有人认为日本作曲家武满彻的音乐充满日本的旋律风格，尽管很多日本同行并不认同；芬兰作曲家西贝柳斯的音乐会让人联想到北欧的湖光山色，但其实很多作品是他在罗马的夏日阳光下创作的，他本人也对这种联想感到好笑。
以斯特拉文斯基为例。他的早期作品《火鸟》在各个方面都被广泛认为是杰作，尤其是在配器方面。几年后，他写的《春之祭》却引起极大的争议，以致于在首演时爆发了一场骚乱。对于当时在场的大多数观众来说，这是“直觉上难以理解的”。但后来人们接受了它，《春之祭》最终也成为当今管弦乐的重要曲目。
20世纪兴起的录音技术和音乐商业化的现象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当今互联网使用的人工智能推送算法更加强了这样的曝光逻辑。另一方面，有歌词的流行歌曲，也提高了音乐的“可理解程度”。
当音乐变得如此复杂后，极简主义与新简单主义（New Simplicity）应运而生。此类作曲家的意图是收敛创作者在专业上的“优越感”，重新架起音乐与普罗大众的桥梁。
何：这取决于音乐的内涵和社会的关注。如果新作品的内在是实验和探索新的作曲技法来表达自我或时代的议题，那么是的，这种音乐具有社会作用。因为它展示社会接受新事物的能力，挑战人们打破固化的审美，尝试新的聆听方式和思考角度。
不过，因为现代音乐的确比较“难懂”，作品介绍和导赏可以调整听众的期待，引导他们发掘其中的闪光点。此外，公众也可以来杨秀桃音乐学院选修公众课。
因此我们应该尽可能地支持本地作曲家的创作，让他们的作品在国际舞台上发声。即使并非出于刻意，他们的作品与生俱来带有新加坡的DNA。
张：可否介绍一些现代古典音乐的类别或思潮？
记者张鹤杨（以下简称“张”）：音乐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晦涩难懂？为什么会这样？
像我们这样的国家，将多元文化元素融合为单一身份需要时间。所以，我们真的不能走捷径来寻找身份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