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伯峻大概是同意朱熹的看法吧。按朱子对此则注曰：“言鸟见人之颜色不善，则飞去，回翔审视而后下止。人之见几而作，审择所处，亦当如此。然此上下，必有阙文，不可强为之说。姑记所闻，以俟知者。”
这则论语最重要也最毫无歧义的恐怕是“时哉时哉”四个字。虽然“时”字一点也不简单——因为它牵涉到一个大道理：时机。古人重视“时”，天时地利，时机成熟，时不我待，皆关乎这个字。哲学家金岳霖谈“时”，就涉及玄奥的“几”和“数”。台湾著名学者龚鹏程甚至引《左传》之“时命”以论小说。
读《论语》，窃以为全书最难以理解的是《乡党第十》中的这么一则——“色斯举矣，翔而后集。曰：‘山梁雌雉，时哉时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
然则山梁雌雉和“时”有何关系？——去问孔老先生吧。
“当大家转过头看向野鸡的时候，它立刻飞了起来，在空中盘旋，又再次落下。有人惊叹：‘啊！野鸡落在山上了！啊！野鸡落在山上了！你真是生逢其时！你真是生逢其时！’孔子的学生子路反复念了三遍，然后恍然大悟，大喊一声，站起来离开了。”
其实也不只我满头雾水，恐怕不少专家学者亦然。单单首句“色斯举矣”的“色”字何解，就令人头疼。或曰“山鸡见人颜色（脸色）不善”（此解来自朱子集注）；或曰孔子见了山鸡，“神色（神情）一动……”或曰色彩绚烂的山鸡飞起来了（山鸡的颜色）。真是各说各话。接下来那个“曰”字也麻烦得很——谁“曰”？然后是子路“共之，三嗅而作”：“共”字何解；“嗅”字又何解？上网查询，也是说法不一。
著有《论语译注》的学者杨伯峻之翻译或较中肯：“（孔子在山谷中行走，看见几只野鸡。）孔子的脸色动了一下，野鸡便飞向天空，盘旋一阵，又都停在一处。孔子道：‘这些山谷中桥梁上的雌雉，得其时呀！得其时呀！’子路向它们拱拱手，它们又振一振翅膀飞去了。”
翻开《辜鸿铭说论语》。他先言明“中国的评论者”承认“不能理解这段话的含义”，然后引“阿查立爵士”（Sir Chaloner Alabaster，19世纪末英国驻中国外交官）的话含混“释”之，并且声明“只是凭记忆对爵士所言做一种纯粹猜测”，却避而不谈己见。何妨看爵士怎么说——
很简短的一则。稍稍一读，满头雾水。再读，仍是雾水满头。它究竟在说些什么？
杨伯峻在译注后的“余论”曰：“这文字很费解，自古以来就没有满意的解释，很多人疑它有脱误，我只能取前人的解释之较为平易者翻译出来。”颇具学者笃实风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