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尔诺的母亲生在诺曼底一个小城的郊外，死在巴黎一家医院的老人病房里。母亲12岁半离开学校，婚前曾在人造奶油厂打工，婚后和丈夫一起经营小生意。她精明能干，靠自学而掌握了阅读能力，虽然出生下层社会，可一直想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对她来说，反抗的唯一意义就是摆脱贫穷；反抗的唯一方式就是拼命苦干赚钱，“成为和别人一样的有钱人”。

作为读者，我对这两本书的理解与认知也是如此。

同时看《一个男人的位置》与《一个女人的故事》，不仅读到了这一对经历了战争、贫穷，终其一生都努力生活的法国夫妻的人生，也为上世纪初期法国的平民生活拼凑出画面，例如，在《一个男人的位置》中，埃尔诺如此描述当地人的贫穷：“他们住在一间很矮的茅屋里，屋顶是用草盖成的，地面是泥土的……”

埃尔诺的父母都是20世纪上半叶法国底层社会的普通人，但正如《法兰克福评论报》所评论，“他们的故事被写得如此犀利，严格的主观性变成了闪闪发光的普遍性。”

在《一个男人的位置》埃尔诺开篇直接写了父亲的离世与葬礼。父亲从小辍学，一生受尽生活压迫。人生之路从当个受雇农民开始，然后到工厂做工，婚后小心翼翼地在诺曼底经营一家兼卖杂货的小咖啡馆。

买了安妮·埃尔诺的《一个男人的位置》与《一个女人的故事》，放在茶几上已有一些日子，也不知忙些什么，新书一直搁在那里。终于在接连两个微雨的午后，将两本书一口气看完。

在埃尔诺的父亲看来，方言代表着“陈旧和丑陋，意味着低人一等”。他为自己能够摆脱部分方言土语而感到自豪，即便他讲的法语并不规范。

埃尔诺的父亲一辈子都担心失去位置，也努力站好自己的位置，害怕感到羞耻。可他却也一直活在耻辱的阴影中。有一回他手持一张二等车厢的车票却错上了一等车厢，检票员让他补交了车款，对他来说，这是耻辱。又如在文件上写错字，也让他倍感难受。

为了维护自我尊严，埃尔诺的父亲一辈子坚持当个“小商人”这个社会阶层，他与妻子的小店常给客人赊账。而店里的客人大多生活在社会底层，赊账让他们与一些贫困工人家庭联系在一起，因为父母知道，他们自己是“靠别人的需求才能生存”，由于对别人充满理解，他们很少拒绝别人的赊账。

同时看《一个男人的位置》与《一个女人的故事》，不仅读到了这一对经历了战争、贫穷，终其一生都努力生活的法国夫妻的人生，也为上世纪初期法国的平民生活拼凑出画面。

埃尔诺的语言简洁而有感染力，读着作者对父母过往生活的细节描写，看到了书中主角所属社会中下阶层的真实生活与他们的故事，虽然隔着不一样的时空，却叫人有了某种共鸣，例如母女之间既亲密又矛盾的微妙关系，以及书中一再流露的，两代人之间的语言差异与阶级差异。在这方面，埃尔诺的表白是坦率而大胆的，她直言自己想书写在青春期与父亲之间的距离。“虽然这种距离是一种阶级距离，但它又是极其特殊的，不可言说的，就像爱的分离。”

叫人读来心酸的是，母亲晚年失智之后，偶尔仍会若有遗憾地说：“我做了一切可以让我女儿幸福的事情，可她却没有因此而更加幸福。”

埃尔诺的父母，把希望寄托在唯一的女儿身上。母亲的干练较父亲胜一筹，她引导埃尔诺通过教育改变命运，让她上有钱人才上得起的私立学校。埃尔诺也按照母亲的愿望“进入了这个掌握语言与思想的世界”，为了让女儿有一个比自己幸福的生活，她愿意做出牺牲。但埃尔诺对母亲的付出，隐隐一丝内疚，她既相信母亲对她的爱，又意识到其中的不公平：“她每天从早到晚卖土豆和牛奶，就是为了让我能够坐在阶梯教室里听老师讲柏拉图。”

在当今法国文坛享有重要地位的安妮·埃尔诺，也是202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奖作家。埃尔诺在这两本非虚构的作品中，以细腻的语言，社会学的视角，发自内心的回顾与反思，分别写了她已辞世的父亲与母亲。

对于自己的作品，埃尔诺如此自我评价：“我这里写的既不是传记，当然也不是小说，可能是介于文学、社会学和历史学之间的某种东西。”

安妮·埃尔诺婚后，过着喝威士忌作为开胃酒，听古典音乐的日子，与父母的生活方式有了距离。父亲为了弥补自己与女婿之间文化和权力上的差距，他甚至有意以自己的积蓄来帮助女儿女婿这个年轻的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