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与同仁创办民政党的阿拉塔斯批判政府的“第二大马计划”（1971-1975），坦言马来人统治精英“不会公开承认这主要是贪腐、裙带关系，计划执行不力和缺乏体制创新所致”。他说，追溯土著形象的意识形态根源“不应被视为试图建构一个相反的形象，即完美的土著形象。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土著社会都存在着许多缺陷，其中之一就是一个能有效发挥作用的知识社群”，不能全部归咎于殖民主义。
中研院欧美所前所长李有成直指，《精神革命》为马来人优先的新经济政策与第153条文宪法铺路。马哈迪从遗传和环境影响论证马来人的困境主因在于外来移民——尤其是华人，整个论述诿过他人居多。固打制50年来幽灵般盘据在马来西亚现实生活中，使该国深陷于种族政治泥淖中，近百分之四十的华裔与印度裔公民不但公民权利受损，甚至沦为二等公民。我有点明白了，藏在华人口中的土著懒惰背后的辛酸。
的确，若没自省、自主批判的知识社群的建立，并在社会发挥作用，“去除殖民心灵”谈何容易？
不论莱佛士、瑞天咸或克利福，都说马来人懒惰，不喜欢工作等等，阿拉塔斯认为他们都是英殖民地行政官员，业余从事学术研究，对马来人的描述往往以偏概全，失之偏颇。马来人的伊斯兰价值观是谴责懒惰和不公行为的。马来半岛的橡胶园和锡矿工作条件辛苦恶劣，当时马来人拒绝成为殖民者的劳动力，选择捕鱼或农活，不受雇于人，就成为后者眼中的“怠惰”，引进华工和印工取代。
阿拉塔斯详述史上的菲律宾人、爪哇人和马来人社会都有过商人阶级，但在16世纪被欧洲殖民者与一些当地统治者摧毁了。由于商业贸易是殖民资本主义勤劳概念的组成部分，缺乏商人阶级就被视为懒惰社会。
若果没有深具自省、自主批判的知识社群的建立，并在社会发挥有效作用，完全“去除殖民心灵”谈何容易？
问题是，土著懒惰的成见，即使在土著当家做主的后殖民时代依然深入人心。阿拉塔斯说：“对马来西亚而言，这不仅仅是一则历史研究习题：殖民时期的马来人形象迫切需要被纠正，因为这个形象依然在部分有影响力的非马来人当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也影响了部分马来知识分子。此形象只要继续存在，就会损害民族融合的努力。这个形象也导致马来人在就业上遭受一定程度的歧视：一些雇主避免聘用马来人，因为他们认为马来人懒惰。许多人也认为，马来人天生不具备经商能力。这一切观念都是源自于殖民时期的马来人形象。”
阿拉塔斯强力批判1970年代初出版，执政的巫统的《精神革命》与马哈迪的《马来人的困境》对马来人更彻底地贬低，闲散、不爱劳动、慵懒的马来人形象十分突出。萨依德1993年在《文化与帝国主义》说，阿拉塔斯的著作“最尖锐的抨击之一是针对那些在自己的思想中复制殖民意识形态的马来西亚人，这个意识形态制造并维系‘懒惰土著’的理念。在若干教人想起法农非难民族资产阶级的段落中，阿拉塔斯指出殖民资本主义的遗绪如何残留在新近获得独立自主的马来人的思想中，将他们局限在‘殖民资本主义的思想’的类别里──换言之，他们在方法上并未自我意识到与发现到阶级属性对思想造成的影响。”
此书英文版1977年面世，竟比爱德华·萨依德的名作《东方主义》早了一年！阿拉塔斯对殖民知识的批判早于西方后殖民理论，但在亚洲少为人知。马国国家语文局的马来文版擅自修改或删除原文，中文版迟至2022年才出现。
马来人或土著懒惰的说法有何根据，如何形成？生于印度尼西亚，新马社会学者及思想家赛胡先·阿拉塔斯（Syed Hussein Alatas，1928-2007）的代表作《懒惰土著的迷思——16至20世纪马来人、菲律宾人和爪哇人的形象及其于殖民资本主要意识形态中的功能》（The Myth of the Lazy Native: A Study of the Image of the Malays, Filipinos and Javanese from the 16th to the 20th Century and Its Function in the Ideology of Colonial Capitalism），犹如拨开迷雾，解构懒惰土著的迷思，指出这是400年来西方殖民者构建的形象，用来合理化殖民统治，加强殖民意识形态和资本主义的运作逻辑。
不止一次听过来自马来西亚，在新加坡工作的同事、朋友，偶尔抱怨华人在当地遭受制度的不公，不得不离乡求学、工作，夹带批评马来人懒惰的话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