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后读到章星虹专栏《相遇》刊发的《华文书业1958》（刊4月19日《联合早报·四方八面》）与《续说书禁1958》（刊5月3日《联合早报·四方八面》），让我想到最近阅读的手抄上海书局会议记录中所记录的一段峥嵘岁月。
上海书局在内部会议上，屡次督促同人要遵守地方法令，不要私藏禁书。然而，书可禁，人心不可禁止。像《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一大批进步图书，引起了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不少本地华校生的阅读兴趣。
因为受到禁书令的影响，上海书局的图书生意明显退步。为了开拓生意门路，上海书局在位于小坡大马路店屋的二楼门市增卖艺术品。本地华文书籍遭遇严酷的禁书令限制，是当年世界政治格局发展的结果，而从事文化传播的进步商人则在逆境中求生存，不仅为书局争取了未来发展的空间，也为文化的弘扬贡献了一己之绵力。
在1959年9月6日于上海书局召开的全体同人大会上，在听取1958年书局的结册报告，并颁布年度同人花红分配及奖励金后，大会主席陈岳书“首先回顾上海书局自1925年的创业史”，然后讲到面临的书业形势：“联邦宣布30家刊物禁止，星洲也禁止51家，也许是潮流，由香港出版来供应星马市场，最后须由星马就地出版，才能展开及配合潮流。”当时，上海书局已经成功出版了教科书。他强调，除了教科书，也要自己出版一般刊物。
那时候的上海书局同时聘有两名经理：王子豪和包思井，分别主管书局的业务及出版。考虑到时局的发展，书业的前景，上海书局积极争取打开新局面。在大会主席的邀请下，包思井向全体同人报告了上海书局的出版情形。
他最后讲道：“今年新加坡自治后，由于过去很多书被禁……根据我自己的看法，必须向两个方向发展：一、朝向马来亚化方面，二、建立马来亚文化的机构。由于星政府禁止中国出版物，我们不得不建立自己的文化，以弥补缺书，内容要富有马来亚观念。过去，文艺、科学的书大都依靠大陆供应，现在已受限制，不能进口。香港的质量差，不得不由本地来设法（弥补）。目前所需要的分为两大类：一、文艺读物；二、社会科学读物。这是新的路，要花很大的力量才能达到目的。如果只靠一二人是绝不可能负担得起来。”“文艺读物或无多大困难，但社会科学就比较严重了。目前非常缺少，而客观的需要很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