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智峰在香港政界一向言行激进，不时和不同政党的人士发生冲突。但或许那几天他的精神压力颇大，在和我的交谈中不复昔日战斗气焰，表现得非常谦虚。我聊了几句后，出于礼貌向他递交了名片。他很诚恳地回答说：“不好意思，我没有带名片，回去后电邮给你。”
从宏观的角度来看，香港的驻欧美经贸办过去一年在国际舆论战中几乎集体消声，最大的原因或许是体制问题。香港驻海外经贸办一向是由商务及经济发展局管辖，而负责文宣工作的新闻处却是由民政事务局负责。由于没有一个更高层次的司长级部门统筹，只擅长经贸议题的驻海外经贸办，在宣传战中表现差劲也不难理解。
九七回归后，香港各个驻海外经贸办改以“中国香港”的名义，根据基本法的规定继续保留，代表香港办理外商赴港投资等各种非政治性的事务。
事发后翌日，我约了一位朋友在立法会附近一家咖啡店见面。当我步入咖啡店，看到一位做过媒体的朋友正在等人。该位同行后来改行转做政治公关，据说民主党也是他的客户之一。我们闲聊之间，许智峰匆匆赶到，估计是要和我这位同行朋友商谈如何拆解这一场公关危机。
说起近些日子在香港最受关注的政治人物，当属已经弃保潜逃海外的许智峰。今年38岁的许智峰，虽然是继罗冠聪之后第二位流亡的香港立法会前议员，但毕竟是来自传统民主派政党，其流亡海外还是在香港社会引起了极大的震撼。
他们似乎忘记了文宣战线已经不能再局限香港本地，如果发现外媒有任何负面报道，应该主动在外国驳斥。
而这次许智峰逃亡到英国，也在泛民阵营内部引起不少争议。虽然很多人支持许智峰弃保潜逃，但也有人提出质疑，批评一直声言会和港人抗争到底的许智峰自己一家人逃走，在国际上有人照顾，但大多数抗争人士却没有他这般幸福。尤其是被检控无法离开香港的年轻人，更很可能因为许智峰逃亡被法庭禁止保释外出而毁掉一生。
诚然，香港特区政府作为中国的一个地方政府，不可能对外设立政治性机构；但不管如何，港府某程度上在对外关系上还是拥有相对的自主权，驻海外经贸办一旦看到不利香港形象的言论，还是应该第一时间主动澄清。
记得我在2018年4月份和许智峰有过一次接触，那时候刚好发生抢手机事件。立法会有一天开会讨论香港高铁站“一地两检”，期间许智峰竟然在会议室外抢走一名负责“狗仔队”工作的保安局女行政主任的手机，成为众矢之的。
回顾1997年回归之前，港英政府考虑到香港的重要出口市场和国际贸易关系的需要，在全球多个城市设立常驻经济贸易办事处。
踏入今年下半年，随着北京实施《香港国安法》和冠病疫情持续，香港社会持续一年的示威活动及激进暴力的行为开始慢慢减退，但香港议题在国外已经高度政治化。外国商界都在密切留意着香港发生的事件，以决定是否来港投资或发展。
所以去年下半年香港爆发反修例风波，引起欧美国家高度关注，以及海外媒体广泛报导后，港府各个驻海外经贸办就被批评对外宣传工作不力，令香港的国际形象一落千丈。
令人诧异的是，港府这次面对许智峰在欧洲不断批评香港已无法治的言论，依然没有吸取教训，驻欧洲多个城市的香港经贸办既没有发表声明，也没有去函当地媒体，就一些负面报道作出回应。
后来港府急忙解释，声称各驻海外经贸办一直有透过会面、电邮、传统媒体和社交媒体等不同方式，向外国解释香港的实际情况。但不争的事实是，其效果强差人意，促使前任香港特首梁振英建议在反修例事件平息后，香港各大商会应该马上组团连续出访宣传。
后来我并没有收到许智峰的邮件，这件小事自然而然的不了了之，但也令我对许智峰产生了一个印象，就是他作为政治人物，在做事手法上似乎不太圆滑。
颇令人堪味的是，西方主流社会一向不认同欺负女性的行为，但欧美媒体对许智峰以往诸如抢女性手机等激进行为却只字不提。更有意思的是，香港特区政府设立在欧洲的多个经济贸易办事处，也没有就许智峰弃保潜逃、所谓破坏香港法治的行为在当地媒体发声，以致欧州民众一面倒地相信许智峰是真正的民主斗士。
然而，面对未来漫长的国际线舆论战，香港当局是不是有必要考虑一下改变思维，扩大经贸办的功能，而不是继续允许各个驻海外经贸办对外来的舆论攻击默不出声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