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今年6月高等法院恢复了这一饱受争议的就业配额制度，引发广泛的抗议。抗议于7月1日在达卡大学爆发后蔓延全国。学生抗议者要求改革针对自由战士后代的30%就业配额规定，这一做法主要用于回报人民联盟的忠实追随者。成千上万“战争英雄”所持的证明文件其实是伪造的，而近几年有包括市长、议员、高级公务员及其亲密同党在内的约1万1000人被添加到官方的自由斗士名单中。

孟加拉有着丰富的青年抗议历史，这在为该国1971年的独立奠定基础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一轮的大规模抗议显示，孟加拉年轻人或许能再次帮助国家走上民主道路，并实现可持续经济增长。

作者M. Niaz Asadullah是全球劳工组织东南亚集群负责人，英国雷丁大学经济学访问教授，孟加拉国南北大学教授级研究员

尽管暂时被镇压，但青年抗议活动仍可能扩大为更广泛的反政府运动。警方在光天化日下杀害一名手无寸铁学生的视频，震惊全国并削弱对执法部门的信任。许多人认为，这些部门里都是些配额制度的受益者。然而，政府却并未对安全部队的暴行公开道歉。

英文原题：An Arab Spring for Bangladesh?

所有这些迹象都显示，当前的抗议运动可能成为孟加拉的关键转折点，促使其重返选举民主。这将有助于它在2026年摆脱“最不发达国家”地位。

近几周来，孟加拉政府对那些要求在失业危机中，公平获取政府优渥工作岗位的学生进行暴力镇压。为了遏制抗议活动，当局关闭所有教育机构，实施严格宵禁，并切断互联网接入。成千上万的警察和准军事人员在街头巡逻，已有超过170人丧生。

不过，正如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所示，针对专制领导人的大规模起义并不总能取得成功，而失败的革命可能导致更多的压迫和政治动荡。一个动荡的孟加拉可能对地区产生若干重要影响：它可能使解决缅甸罗兴亚人道主义危机的努力复杂化，令孟加拉进一步向中国靠拢，并阻碍印度与其东北部几个内陆邦的贸易。

作为亚洲其中一个人口最多，也最有前途的新兴经济体，孟加拉在获得独立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在发展和政治稳定方面取得显著进步，但它目前这种动荡局面也是有缘由的。带有阿拉伯之春意味的孟加拉青年起义显示，腐败、裙带关系和不平等往往与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相伴而生，在日益专制的政权管治下，这种现象尤其突出。

自2009年上台以来，孟加拉总理谢赫·哈西娜（Sheikh Hasina）的人民联盟（Awami League）基本未能兑现创造就业的承诺。虽然在过去20年间，孟加拉的公共部门队伍有所扩大，公务员的薪水和福利稳步提升，但获取这些工作的渠道如今已成为一个政治问题。政府只要提供就业，并维持低廉生活费，就能换取青年人顺从的隐含契约已被打破。

真正的问题则在于政府的就业配额制度。该制度于1972年推出，并经历了多次修订。1997年，当时在第一个任期的哈西娜政府开始为那些1971年独立战争自由斗士的子女保留工作岗位；2010年，这一特权延伸到他们的孙辈。到2018年，这些职位中有30%保留给自由斗士家庭，另有10%留给妇女，10%留给贫困地区，5%保留给少数民族，1%保留给残障者。但在同年爆发大规模学生抗议后，政府取消了所有配额。

此外，由于缺乏真正的民意授权——哈西娜在今年1月那场遭到大多数反对党抵制的闹剧式选举中，连续第四次当选总理——迫使她加强对社会的控制。执政党内阁中几乎没有人能充当诚实的中间人，来重建信任，修复与抗议者的关系。一些人认为，政府诉诸残酷镇压，可能已用尽了继续执政的选项。

正如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所示，针对专制领导人的大规模起义并不总能取得成功，而失败的革命可能导致更多的压迫和政治动荡。

尽管执政党对抗议做出了暴力回应，但年轻女性却是抗议活动背后的推动力。这反映了孟加拉各年龄段女性逐渐加剧的经济挫败感，尽管她们的受教育程度在近几十年显著提升，但在就业机会方面仍然受限。城市地区的女性劳动力参与率，从2010年的34.5%下降到2016年和2017年的31%。世界银行的最新数据显示，情况还在恶化：城市女性的失业率（9.6%）要高于男性（3.8%），而15岁至24岁的年轻女性失业率最高，为16.5%，是同龄男性的两倍。就连成衣出口行业的女性工人比例也有所下降。

孟加拉须要将数百万失业和就业不足的年轻人吸收到劳动力市场中。目前，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大学毕业生在毕业一两年后依然失业。更糟糕的是，大约40%的孟加拉青年（此比率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既不在学校，也没有参加就业或培训。不幸的是，私人领域的就业持续停滞，整个经济的工资增速已然减慢，也因此助长了对收入丰厚的公共服务岗位的需求。

版权所有：Project Syndicate, 2024.

7月21日，最高法院匆忙推翻了下级法院的决定，裁定93%的政府职位必须择优录取。尽管配额制度的取消，使国家暂时获得表面上的平静，但法院的裁决对解决已成为人民联盟统治特点的根深蒂固裙带关系问题并无帮助。包括司法部门在内的国家机构被削弱了，政府实施关键改革的能力减弱，经济似乎也越来越脆弱。生活费不断上涨，以及负责公务员招聘的公共服务委员会官员腐败猖獗，进一步加剧全社会的不满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