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陈嘉庚“孔明化”？

在出版于1987年的《传略》中，杨进发认为，陈嘉庚一生曾留下三个历史遗产：“其教育、工业、科技立国与救国的言行以及其现代化的措施，大部分为今日的中国和东南亚各国所推行。其创业、改革与不怕失败的精神，也为绝大部分的华族社会所接受。不过，陈嘉庚的最后一个遗产——华侨认同感与延续性，倒是比较短暂的。蓋东南亚‘华侨’亦于五十年代开始认定移居国为‘第一故乡’；东南亚近代史上的‘华侨时代’，也随着华侨认同的最终转移而衰落与消失了。”

勤俭方正的为人、重视社会的进步与下一代的教育，这些都是陈嘉庚足以成为楷模人物的地方。但历史书写者却万万不能把陈氏神化为一个有如诸葛孔明一般的全知者、预言家。1959年5月30日，自治的新加坡举行民主大选，人民行动党获得压倒性胜利，陈嘉庚给李光耀发来贺电，这是事实。但要如《陈嘉庚新传》作者所喻示的，今天行动党的清廉政策，是来自陈氏在贺电中的谆谆规导，是陈嘉庚的先见之明，那恐怕是魔幻式的小说想象，并非历史书写。

笔者并非史学科班出身，但读了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深信开宗明义第一讲所说：“史学并非求结论的学问。”傅斯年说：“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做艺术的建设，不是做疏通的事业，不是去扶持或推倒这个运动，或那个主义。”治史，是要让史料说话，让新发现的史料修订过去的史料，并不在于宣示历史“应该”这样或那样。

首先从宏观面来说，1937年8月14日，国军已展开全面的抗日战争——上海的淞沪会战；而于延安方面，陈氏离开后的1942年5月，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接下来的整风运动铺垫。整风的最终目的，是把“毛泽东思想”定于一尊。陈嘉庚又没有看过萧军的《延安日记》、高华教授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怎么晓得政治的复杂？

据我所知，陈嘉庚纪念活动浓墨重彩的一个高潮，曾是2002年9月5日至14日在中华总商会举行的“陈嘉庚基金会成立20周年庆典”，期间有公开讲座与陈氏生平文物展览。9月6日晚上，华侨中学戏剧中心演出三幕无场次史诗剧《陈嘉庚》。我在潘国驹教授隆情邀约下参与其盛。

由本地学者欧清池和中国学者李一平主编，2018年10月新加坡斯雅舍出版的《新加坡华人思想史》上册页75，有如此描述：“……（陈嘉庚）亲眼看到机工生活条件恶劣，力争改善待遇不遂，随后他带团到西北的延安考察，又对解放军的纪律井然、生活严正作风留下好印象，改变了对毛泽东和蒋介石的看法……结果在政治上转向支持毛泽东……”。这里所描述的事迹并没有错，但陈嘉庚眼中的延安，是否可以作为国共阵营好坏的判断？

《陈嘉庚新传》在歌颂邓小平

其实，中国出版的文史书籍，都须符合当时中国国内政治主流的意识形态，这是不讲自明的。纵观《新传》全书，其主题见于页410的一张中国国庆游行图片的说明：“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陈嘉庚毕生追求的民富国强理想出现了”。歌颂的是邓小平。很明显，陈共存先生心目中“去掉政治色彩的陈嘉庚”，并无法在由他口述而由别人笔录的书中客观呈现。

（作者是本地退休报人）

活动期间发布的出版物，有杨进发执笔的中英双语小册子《陈嘉庚先生传略》（基金理事会出版）和黄今英著《陈嘉庚》（怡和轩与八方文化企业出版）。杨、黄两位都毕业于南洋大学历史系；杨进发的陈嘉庚研究有着专家的地位。

纵观历来的陈嘉庚生平书写，一大值得商榷的地方，在于引用陈嘉庚1940年5月底到中共根据地延安的访问印象，凭着书写者本身的意识形态，去诠释国共内战时双方的“好”与“坏”，并得出为何一方得胜一方战败的“结论”。

也在当日的展览会上，笔者亲耳听到陈共存先生说，2002年黄今英的《陈嘉庚》，应是陈嘉庚传记的一个定本。陈共存（1917年至2015年）先翁是陈嘉庚胞弟陈敬贤。当时我读了杨进发的《传略》，又听陈先生对新书的肯定，以为陈嘉庚生平论述到此已告一段落。

岂料到了最近，有文友提醒我说，故事来了：由陈共存口述（可能亦由他出资）、福建厦门洪永宏笔录的《陈嘉庚新传》，于2003年12月，以陈嘉庚国际学会名义出版，潘国驹的八方文化承印。陈共存在《新传》的《前言》中说，“先伯父（陈嘉庚）晚年回到中国，一心一意要为祖国做一些好事，但其结果却遭遇到种种奇形怪状的政治运动，精神受到的冲击，真是一言难尽。”看来，他像是以家族成员的身份，道出陈嘉庚晚年生活的波折，以反驳历来中国传记作家所书的“形势一片大好”。

新加坡有个新地铁站以陈嘉庚命名，说明这位先驱人物对本地的贡献——尤其在教育方面，将永垂史册。只是陈氏曾于1950年5月决定返中国参与社会及教育建设，并度其晚年。他放弃了本地的英籍身份，在中国参与人民代表大会与华侨事务委员会等机关的工作，这使得如何书写陈氏的历史定位，产生了一些议论。中文版有关陈嘉庚的传记曾一出再出，成为文史界一个独特现象。

伯父精神受冲击，为何须出书予以申辩？原因确不为外人所知。网上有一篇2005年5月25日金羊网—新快报所载的文章《陈共存：去掉政治色彩的陈嘉庚》，或许能让人看出一点端倪。该文由访员田炳信笔录，访问时间为2005年5月1日，地点在新加坡那森花园。文章把陈共存的意思概括为“陈嘉庚晚年内心的痛苦不是常人所能理解的，他是一个悲剧人物，如果不是有3000万华侨的背景，他的下场跟刘少奇彭德怀差不多”。感慨不可谓不深。

《联合早报》4月27日报道：“纪念陈嘉庚150诞辰 怡和轩下半年举办展览”，预示着陈嘉庚（1874年至1961年）这位倾资兴学的星洲闻人生平事迹，将在本地掀起另一番回顾热潮。位于武吉巴梳的怡和轩俱乐部，是陈氏生前从事社会活动的一个重要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