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大变局时代为消灭战争创造了客观现实条件，并可在理论上予以证明，但这并不意味着战争一定会被消灭，因为决定人们行为的不是事实，而是认知。

“这不是战争的时代！”2022年9月，在撒马尔罕举行的上海合作峰会，印度总理莫迪对俄罗斯总统普京说的这句话，或许是俄乌战争以来政治人物说的最有洞见甚至唯一有洞见的一句话。其他政治人物或许也说了一些正确的话，但几乎都是政治套话。遗憾的是，莫迪只是表达了他对时代变迁的直觉和洞见，却未具体阐明。其实，基于战争的道义性和工具性两个角度，完全可以超越乌托邦和平主义而理性地论证——大变局时代的确可以消灭战争。

但是，二战以后，科技发展和全球贸易规则进步使生产日益超越领土局限（此即后领土时代的来临），并表现为生产日益去本地化，并在宏观上形成第二波全球化。科学技术、资本和管理在财富生产中的重要性（权重）越来越高，而领土和地缘的重要性越来越低。于是，任何国家、公司和个人都可以利用全球资源获取财富，而无须占有特定的土地，这导致财富生产日益去领土化，领土与财富的关系越来越弱。正面的例子如新加坡、韩国、日本及欧洲诸多领土不大的发达国家和地区。中国、印度等也是财富生产去领土化的受益者。在二战以前，很难想象澳大利亚、巴西的大宗原材料可以运到中国进行生产，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经济水平大幅提高。最典型的反面例子是俄罗斯，它拥有世界上最辽阔的领土和最丰富的资源，但经济状况却每况愈下。

战争给人类造成无数死伤和财产损失，所以人类期望和平，尝试消灭战争。但在过去的人类历史中，战争即便短暂消停，也总会卷土重来。因此，既被痛恨，又无法被消灭——这种矛盾就是战争作为人类宿命的悲剧性。但是，在大变局时代，消灭战争不再是浪漫的乌托邦幻想，而具有了现实条件和相应的理论支持：一方面，战争的道义成本越来越高；另一方面，战争的工具价值却越来越低，两相结合使战争可能被消灭（这里的战争仅指传统热战，不含科技战、贸易战、舆论战等）。既然人类已经发展出比战争更为经济的财富获取方式，为什么还要发动战争呢？

大变局时代可以消灭战争

（作者是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这不就意味着战争的可能性显著降低了吗？所以，邓小平提出的“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这一论断，至今仍然适用，甚至更加适用。

因此，是该改改普京们、拜登们的观念了！

战争的道义成本越来越高

不仅战争的道义成本越来越高，二战后尤其是1970年代后，由于人类进入大变局时代，战争的工具价值也越来越低，而沦为越来越不经济的手段。战争作为工具，其目的是什么？是获取财富。财富在人类幸福中占据枢纽地位。直至今天，绝大多数人类行为都是围绕如何获取财富来展开的，包括许多观念和情感都是财富问题的衍生。退一步讲，财富即便不是战争的唯一目标，也是最重要的目标。在二战以前，由于生产高度本地化（即尽可能就地取材，就地生产，以降低生产成本），所以占有土地及其衍生形态（如地缘）是实现利益最大化的最佳方式。于是，人类史上，围绕土地争夺的战争不断。

但是，正如我反复借用帕雷托的一个观点所言：“特定的政治行为不取决于一个命题的真假，而是取决于人们对这些行为的看法。”这个道理近乎适用于一切领域。人们的行为依据不是事实，而是认知。尽管人类身体已进入后领土后地缘时代，甚至已进入更大尺度的大变局时代（事实逻辑），但主流观念仍然囿限于传统领土观、地缘观和战争观（认知逻辑）。世界主要大国如俄罗斯、美国的相关观念都仍停留于二战时代。北约的保留、强化和东扩，俄乌战争，台海危机等等，都是传统领土观、地缘观和战争观的产物。

当然，这种规则对大国（如苏联、美国）的约束力是较低的，因而陷入中国古人在两千多年前便指出的困境——“小国有罪，大国致讨”（《左传·襄公十一年》），但若大国有罪，谁来致讨呢？尽管这个困境仍然存在，但国际规则的建立和完善使所有国家发动战争的道义成本（如被谴责、制裁、打击等）都在增加，从而有助于遏制战争。否则，就像20世纪以前的俄罗斯肆意侵略那样，如今的美国也可以轻易地把加拿大和墨西哥侵吞掉。

在西方，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前，国家只根据自己的利益行事，战争几乎不受规则的约束，因而无对错之分。“虽然传统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中确有以国家相互承认主权为基础建立国家秩序的要素，但欧洲人从未强烈地认识到战争是或应该是非法的。为侵占领土或企图更换外国政府而发动的战争司空见惯——它们是‘国家政策再合法不过的工具’。这种情况在20世纪才开始得以改变。”（罗西瑙主编：《没有政府的治理》）。在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残酷分别催生了国际联盟和联合国，并逐步形成了对战争的约束性规则。这是巨大的进步。

战争的工具价值越来越低

虽然大变局时代为消灭战争创造了客观现实条件，并可在理论上予以证明，但这并不意味着战争一定会被消灭，因为决定人们行为的不是事实，而是认知。

战争是群体为获取利益而采取的暴力手段。但是，由于无规则便无对错，即规则赋予事件以道义属性，使事件有对错之分，并且人类史上总体缺乏约束战争的规则，所以，绝大多数国家间战争没有对错，只有胜败，战争只是解决问题的工具。例如，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驱使雅典人扩张的“三个最强有力的动机”乃是“恐惧、荣誉和利益”，而战争只是扩张工具。

财富生产去领土化或全球化使人类找到了远比战争更为经济的财富获取方式，这是战争的工具价值下降的关键原因。因此，在今天，曾经的世界大战发动国德国、日本等利用全球化成为或重新成为发达国家，很难想象它们还会发动侵略战争。同理，在二战前，无法想象新加坡、韩国这样资源匮乏的贫穷小国可以像今天这样利用全球化而成为发达国家。由此可以发问：若一个国家能通过发展经济和贸易成为发达国家，过上好日子，那它还有侵略的必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