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是定居英国的双语作家）

由于不在前沿，故此本文开头提到的“当今的年轻男性并不比年长男性更支持性别平等行动”，令我首先感到奇怪，继而是困惑和担忧。因为如果长此以往，就有可能形成文化战争，也就是对女权主义的理解，男性与女性恐将形成两极对立的观念。

我在2004年来到英国时，对女权并无认识——在我当时落后的人权知识结构里，只知道中国大陆女性那一点点的解放，是毛泽东名言“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功劳，不知道权利可以也必须靠自己争取。中国的体验令我意识到：被上级赠与的“权利”有随时被撤销的可能，那不是真正的权利。我当时首先关注的是种族歧视，但发现从前我在中国国内听到的“祖国强大才能提高华侨地位”以及“华侨如何如何渴望回到祖国怀抱”，都纯属统战政治下的中国话语。华人在英国地位的提高，是英国政党政治的结果——为争取选民支持，政党必须出台能吸引选民的政策，这就是为何个人一旦拥有选票，就拥有政治权力；因为哪怕是微弱的一票，只要积少成多，就是选举力量。西方女权主义的兴起以及发展，就是选票推动的结果，分为三波。

第二波女权主义是追求男女地位与薪酬的平等。即把妇女从家庭主妇的地位解放出来，进入大学，享有从家庭妇女到首相等所有社会职业的自由选择权。在英国，这波运动发生在二战以后，英国进入社会民主主义时期。尤其在1960年代，当时英国普通人（还只是白人）获得前所未有的社会平等地位、自由与福利保护，迷你裙成为当时最流行的款式。工厂是女性争取与男性同工同酬运动的重要场所（英国工厂在1970年代末期逐渐转移到亚洲）。

从零到获得女权意识的武装，就我过去20年的观察：社会上，英国女性地位与男性平等，故此“lady first（女性优先）”早已过时。所以，我对来英国的中国男性的忠告是：不要在英国使用这个表达方式，不单不会被人感觉是绅士，反倒有老土或者令人奇怪之感（当然也可能博得英国老太太的欢心，因为这是她们年轻时候的礼仪标准）；也不要为妇女开门、让座或者拉椅子，因为那是过去小看女性的行为；也不要为太太拎手袋，因为在英国那不代表你爱老婆，而是一个奇怪的行为。女性为陌生男人顺道开门或让路，则是正常行为，因为两性平等。我就经常为走在我后面的人留门，不管是谁。

报告令人感觉意外，因为长久以来，支持女权主义一直是政治正确的代表名词（其他还有反对种族歧视、黑命贵等）。自2018年#MeToo运动以来，女性遭受的性骚扰和性暴力、男性是施暴主体的印象，仍挥之不去。英国政治正确运动进展之快，与现代科技进步几乎有一拼。该调查显示，大比率接受调查者明确表达与政治正确不相符的意念，对该政治正确是否过了头，提出疑问。

如果一个被认为是政治正确的女权运动，有可能造成两性的两极态度分化，那意味着该运动可能损害了男性的利益。英国广播公司（BBC）在2019年发表过《为什么许多年轻女性不称自己为女权主义者？》，文章说：“英国和美国的民意调查显示，只有不到五分之一的年轻女性自称是女权主义者。‘女权主义者’这一身份在西方世界的年轻女性中没有得到更多的青睐，也许是出乎意料之外的。不过，人们拒绝接受女权主义一词，似乎不是因为他们反对性别平等或认为性别平等已经实现。同一项研究发现，每10人中就有八人认为，男性和女性在各方面都应得到平等对待，许多人认为性别歧视仍然是一个问题。”

英国年轻男性开始感到女权主义带来的压力，并非因为女性已经实现了和男性的完全平等。该调查的新发现，为女权主义政策制定者做了预警。

如果我多年前就拥有#MeToo的权利感，对于我从前工作过的中国的电视台领导人的行为，肯定不会像当年那样容忍。在家里，英国丈夫与妻子地位同样平等，视共同分担家务和照顾孩子为正常。作为亚洲人和女性，我今日获得的社会尊重，来自两项社会政治运动的结晶，即反种族歧视与女权主义。不过，我一直在追赶英国政治运动的前沿阵地，主要精力放在民主与种族歧视方面，为此，我还加入了英国政党与选举。我从未自称是女权主义者，因为在这个领域，我其实只是搭顺风车的人。

如果一个被认为是政治正确的女权运动，有可能造成两性的两极态度分化，那意味着该运动可能损害了男性的利益。

伦敦国王学院2月1日发表了《男性气质与女性平等：研究发现年轻人的态度中正在出现性别鸿沟》的研究报告。调查显示：“在某些情况下，当今的年轻男性并不比年长男性更支持性别平等行动，尽管他们在社会上普遍更加自由，而且年轻男性往往更担心男性面临的挑战。”报告认为，虽然年轻两性对女权主义的观点出现两极分化，但还不至于形成文化战争，仍有时间进行政策纠正。

第一波女权主义就是围绕争取妇女选举权。英国媒体经常提到这个我曾经陌生的名词women’s suffrage（妇女参政权），而且大量播放赞美英国史上suffrage运动的纪录片与电影（如Suffragette）。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位故意冲入赛马场，被马撞死的女权活动家艾米莉•戴维森（Emily Davison）：为引起世人对女权事业的注意，在1913年埃普森德比（Epsom Derby）比赛期间，她故意进入赛马场并走到国王乔治五世的赛马前面，被全力奔跑的赛马撞倒。她四天后去世，成为妇女选举权事业的殉道者。迫于运动压力，英国最终于1918年给予30岁以上的女性选举权。

当前西方处在第三波女权主义阶段，#MeToo运动是此波的高光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