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政党崛起的同时，各国社会民主党显著萎缩。德国社民党在2018年民意调查中的支持率下降到14%，法国社会党在2017年的议会选举中仅得7.4%，荷兰工党也在2017年仅赢得5.7%。政治趋于极端化，右翼民粹主义大行其道，难民危机是其崛起的主要催化剂。
（作者是中央通讯社前董事长）
法国总统马克龙同样焦头烂额。政府提出的新移民法案左右不认可，极左派批太过严苛，极右派批太过宽松，不得不妥协，限缩居留许可，延后移民补贴，简化驱逐非法移民措施，但国会通过的版本仍然引起各方不满，迫使他撤换总理以为回应，但挺移民对垒反移民的拉锯战仍未休兵。英国保守党苏纳克政府选情告急，不得不拿移民问题开刀，公然违反国际人权与民主精神，强推非法移民法案，并宣布限缩新移民额度，带头反移民。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重返白宫来势汹汹，他向来标榜“美国优先”，煽惑“白人至上”意识明目张胆，对移民问题态度极其强硬。他尚未掌权发功，美国国内的反移民行动已层出不穷，对民主党构成强大压力。拜登政府对非法移民汹涌进入美国束手无策，被认为曲意容纳移民。得克萨斯州政府首当其冲，为了在边境使用带刺铁丝网，以杜绝非法移民偷渡入境，上月底杠上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不惜动用国民兵付诸行动，而且得到25个共和党州长的支持。目前的对立态势不仅是地方直接叫战联邦中央，而且是共和与民主两党之间的对峙。
欧美反移民风潮方兴未艾，激化政治冲突与党派对立，所造成的冲击越来越大，正危及西方国家自豪的民主制度，其中一个恶性影响，是民粹主义狂潮日益澎湃汹涌。
欧洲移民问题深重难解，经济困绌火上加油，使得贫穷成为不分左右的极端主义温床，针对移民问题的示威活动愈来愈激烈。欧洲人寻求代罪羔羊，外来移民被视为入侵者，与“我群”判然有别。三年疫情造成各国经济不振，俄乌战争又加剧能源通货膨胀，政府在财政困窘的情况下，抑制通胀不力，更令民怨四起，移民的福利和待遇又被视为人权范畴，于是催化强烈的反移民风潮，社会对立、种族冲突与极端化的政治发展于焉加剧。
欧美国家民粹狂潮与反移民怒潮相激相荡，相互增强，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圈，主导政治主要议题。由于近年世界各地战乱不休，生计困难问题也加剧，于是制造了更多难民，他们迫于生计，不得不寻求安身与发展之地。他们的艰苦令人同情，但所到之国承受的负荷已近乎极限，所激发的政治质变正加速发展，且已反转过来反噬移民。这是移民的不幸，也是各国民主的严峻挑战。
欧洲的移民问题激荡更加严重。极右派的德国另类选择党在过去10年异军突起，一度跃升该国最大反对党。该党日前传出密谋大规模驱逐移民的极端计划，包括已取得公民身分的移民，甚至第二、第三代移民，造成轩然大波，企业界更担心驱逐移民会造成缺工问题恶化。元月中下旬，全德上百个城市出现反另类选择党示威，其中的极端主张直指另类选择党违宪，必须解散。朔尔茨政府被认为应对包括移民问题在内的事务软弱无方，导致民调支持度下滑至15%，今年可能保不住总理大位。
移民问题助长特朗普重返白宫的威势，欧洲右翼民粹也在移民问题推波助澜下纷纷得势。欧洲议会选举是民粹主义政党崛起的指标。2014年选举时，反移民、反对欧盟一体化的“英国独立党”成为英国最大赢家，法国国民阵线也以25%的得票率，赢得法国区的欧洲议会大选。2019年欧洲议会选举时，过往欧洲人民党和社会与民主进步联盟是议会最大的两个党团，合计占过半席次（共751席），但选举结果各自下滑近40席。反而是民族阵线与意大利反移民的联盟党组成的党团“民族和自由欧洲”、意大利五星运动和英国脱欧党组成的党团“自由和直接民主欧洲”都有增长。
大多数右翼民粹主义者将民粹主义与某种形式的本土主义结合起来，以纯良的爱国主义自诩，领导人声称代表统一的“人民意志”。欧美民粹主义者常把自己包装为强势领袖，通常是集反移民、威权主义立场于一身，擅于挑激民众情绪，做出令人激狂却不切实际的承诺。全球兴起右翼民粹主义风潮，彼此共鸣，主要原是起于多重危机，移民问题是其中要害。
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核心意识形态多半是拒绝外国人以及多元文化社会，强调“我们国家优先”或“我们优先”，移民、难民或援助接受者由于会让“我们的”资源减少，所以应予排斥。除了难民因素外，国内经济因素也影响右翼民粹政党号召民众的能力。民粹主义政党通常无法直接号召单纯重视经济因素的选民，只有将经济与难民问题联系起来，将经济衰退与失业率攀升归咎于难民，才能使右翼民粹主义更有号召力。“国家失能”也是民粹主义的重要号召点，其中一个内涵是处理移民问题的懦弱与无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