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劳动力的重视并非出于人性化角度，而是希望从劳动力身上获取更多，换取集体的强大。在需要的时候，集体也会让劳动力付出更多，以解燃眉之急，哪怕超出劳动力承受范围。这是习惯性向劳动力索取，而非给予。
中日韩都是社会越富有，城市越现代化，民众被透支得越严重。这会让民众身处繁华都市中，却长期对工作和生活的积极性越来越低，同时也变得更加短视。须要摆脱对既有发展路径和思想观念的依赖性，以“人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必要前提为导向进行转型。
文艺复兴打破中世纪对欧洲人的思想束缚，理论思考和实验探索可以不受约束地开展和传播，促成近代各个学科的飞速发展。资本世界对人权和私有财产的保护，促成劳动雇佣的正规化，众多普通人以“职业”的形式，贡献劳动和智慧并赚钱养家。这促成工业革命和科学研究的进步。
作者是中国震旦智库执行长、高级研究员
这种发展路径产生的影响，就是造就“迷茫躺平的一代”“低欲望社会”。把农业时代的思想用在市场经济、工业和信息时代的环境，必然会有它不适应和不合理的情况。最核心的矛盾是对“人力资源”的态度。人类社会的迅速发展与社会变革息息相关，因为历来的社会变革都在向着“人性化”的方向发展，不断解放普通人的身体、思想和精神，让更多普通人能够参与到社会发展当中，以达到“解放生产力”的目的。
这使得人力资源成为获得原始积累的来源，而且要完成如基建或战争类的公共事务，也须要调遣大量的劳动力。所以古代中央政府非常重视人口数量，反对、遏制土地兼并，通过向农民分发土地让更多普通人活下去，成为提供原始积累和被征用的来源。
在农耕社会，农业和手工业是劳动生产的主要方式，因为生产力不足，商品交易的公平性也难以保障，所以在古代，手工业生产衍生的“企业税”和商品交易衍生的“消费税”，难以成为国家税收的支柱，国家更依赖“人头税”和“土地税”。这些税种的底层逻辑，是从每个民众身上吸纳财富，依托庞大的人口基数和精耕细作的土地，获取大量财政收入。
农业时代的核心生产资料是土地，集体会围绕土地设计策略，获得更快的发展速度，并以土地为载体，想办法从民众身上收获财富。于是，一条“取之于民”的发展路径逐渐清晰：通过“人头税”和“土地税”，吸纳大众财富作为原始积累，国家用原始积累完成想做的事情。
东亚国家在通过人口红利和土地财政收获“原始积累”，并完成工业化后，应该构建基于“生产劳动”和“商品交易”的运转体系，通过“企业税”“消费税”获取财政资源，并将财政收入的相当比例，以二次分配即社会福利的形式反哺国民；相比之下，一味坚持吸纳国民财富进行高强度积累的做法，必然导致民众心态与社会发展的不断分化。中日韩都是社会越富有，城市越现代化，民众被透支得越严重。这会让民众身处繁华都市中，却长期被“茫然”“抑郁”“低欲望”所占据，对工作和生活的积极性越来越低，同时也变得更加短视，即使是名校毕业人才，也只会专注于柴米油盐、房子车子等琐事，没有可能在那些真正有意义的领域贡献智慧。
近日《联合早报》刊登了薛之白先生撰写的《迷茫的一代？》一文，指出中国经济曾经长期高速发展，优绩主义和成功学主导社会价值观，近年却陷入了增速放缓、阶层固化、就业萎缩的新常态，让本来怀有美好预期的年轻人无所适从。
尽管东亚取得了成功，但如果想在未来进一步发展，须要摆脱对既有发展路径和思想观念的依赖，积极转变过去的发展策略，以“人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必要前提为导向，向“市场规律驱动”“扩大消费内需”“降低工作时长”“提升福利保障”的路径转型。
其实，这不单是中国的问题，也是中日韩三国同样面临的问题，这要从东亚现代化的资源禀赋和发展路径溯源。
三国的共同点是有着以精耕细作的稻作文化为特点的漫长农业时代，并在救亡图存背景下以较为被动的方式进入现代社会。在17世纪到19世纪这两三百年里，当东亚仍处于封建秩序的巅峰时，欧美已先后进入资本主义发展秩序中，东亚则受到更多农耕时代的影响，没有经历过完整的“思想启蒙—资产阶级运动—工业革命”的流程。这影响到现代化的发展策略，以及民众的思想观念。
最终，以日韩为代表的东亚地区，形成一种独特的社会运行秩序。它既遵守市场经济规律，又夹杂古代的思维定势。通过压榨人力资源赚取“额外的”剩余价值和超额利润，以及热衷房地产作为资本增值的主要手段。在这种亚细亚式的发展逻辑里，企业始终向着“依赖人口红利”的方向发展，甚至逐渐成为企业维持竞争力的唯一方式；社会也在不断引导企业使用人口红利，忽视科技等其他市场因素。
东亚是欧美之外唯一实现真正工业化的地区，中日韩工业化的发展本质，是以本国民众作为原始积累的方式完成，因为东亚没有西方通过大航海和殖民化过程中完成工业化必须的原始积累的条件，人力资源几乎是唯一可以凭借的最大资源禀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