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走到这里的
中国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发展风生水起，国运畅通，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及140余国的最大贸易伙伴；基础设施、城市面貌日新月异；人民的收入随着经济增长水涨船高，生活蒸蒸日上；人们乐观向上，对未来信心十足。然而近些年来形势急转直下：经济低迷，投资、消费和出口三个引擎同时熄火；投资萎靡不振，供应链纷纷外迁；房地产界暴雷，地方债高企，商业区一片萧条；人们对未来相当悲观，扎紧钱袋以备不测。中国奇迹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发达国家对它的开放，使中国能够在技术、科研教育、市场、实际知识（know-how）、人才等方面得到大量好处。现在西方将中国定性为异类、威胁，正与之分道扬镳，有可能走向长期对立。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中国的崛起对以西方文明为中心的世界秩序的震荡，是不言而喻的。现秩序内的主流国家是否接受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变异，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各方面的水平。德国、苏联和日本都未被接受，尽管它们都很强大，还是被主流国家联手打垮了。美国取代英国成为霸主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在同一文明中取得的成就。作为一个异质文明大国，中国的和平崛起不可能在西方文明之内实现，因为它即使成为标兵，也只能像日本那样当个跟班的。中国的和平崛起，更多取决于超越当代文明的最高成就，必须为将人类带入更高的文明境界做出贡献，方能得到认可和悦纳，成为头羊。
中国回归世界主流并不难。第一是“道法自然”。中国的成就世界瞩目；更加客观、实事求是的总结，而不是为了维护政治利益硬往马克思主义上扯，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善莫大焉。只有将这个关系理顺，才能讲好中国故事，并在此基础上提高各方面的水平，攀登人类文明高峰。
毫无疑问，对中国妖魔化有很大一部分是出于对中国的偏见甚至故意抹黑。但对中国目前的文明水平，可以做一个基本测试：人们普遍能够讲真话吗？如果还达不到这个最起码的标准，就难怪不被认可和接受。
异质文明大国崛起的特殊性
最后是要应对一场文化小革命。短缺经济一去不复返，市场经济是消费经济，排斥勤俭节约、艰苦奋斗和禁欲的文化。红色一脉的文化基因里缺乏幽默和享乐，这是由其苦难的经历决定的，但欢乐享受是年轻一代生活的追求和主要内容。存在决定意识，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不能调整文化来应对新的现实，就会造成执政党与年轻一代的脱节甚至对立。
但现实情况是中国在发达国家的民调中声望屡创新低，被视为生存威胁。不被主流国家的认可和接受，给中国的崛起带来大量障碍，而且它们联手就有力量让中国的崛起脱轨，后果不可谓不严重。这里，得到第三世界国家的拥护，对中国的助益不大，因为中国要超越的是发达国家的水平。（更全面的分析请参阅拙作《高水平才能和平崛起》，刊于2021年10月18日《联合早报》言论版）
测试中国目前的水平
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既定方针政策的实际效果如何。这些年的左转，将上述斯大林模式的恶纷纷带回来了。指导左转的是盲目的“初心”，当时并没有预料到它在国内外的后果。比如“共同富裕”是初心，但重新提出来时，有目标却没可行方案，在国内让许多人以为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要回来了，在国外让人以为苏联要还魂了。两者的社会基础都存在，使中国很容易滑入旧轨道。
第二个误区是将党建放在民族和人民之上。以党为本是中国的基本政治现实，而不是像通常那样，政党从民族和人民中获得生命力与合法性。这个现实决定了中国模式的局限性，很难在世界上广为接受甚至理解。一个国家发展最深刻的动力来自民间，而不是执政党，本末倒置会限制中国的长远发展潜力。中国需要的是社会的社会主义，而不是党国的国家主义。
回归世界主流
是否出现大批移民和资金外逃，人们对未来的信心，投资和消费是否旺盛，街头外国人的多少等，可在一定程度上代替民调，测试人们对国家的走向正确与否的看法。
设想现在中国来一次大规模民调：“你认为我们国家目前的方向正确吗？”这种民调在民主国家乃家常便饭，它使政府在大选之间能够了解人民对政府方针政策的评判，以便做出调整。缺乏这种机制的国家，领导人能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自行其是而不觉违和。目前中国内忧外患，中共三中全会的推迟表明执政党内意见不一，举棋不定。这正是民调发挥作用的时候。每个人面临的最根本的三个哲学问题是：“你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但对中国而言，更紧迫的是搞清楚：“中国在哪？”
从根本上讲，祸源可以追溯到两个认识上的误区。
第一个是盲目的理论自信下的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高层对中国成功的经验有个奇葩总结：“马克思主义行！”这种创新不足的理论自信，使它背上了旧意识形态的包袱。以此来冲刺当代文明最高水平，显然有点先天不足。这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全错了，而是说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当代，它远远不够，须要创新和发展。用它来解释改革开放的成功很牵强。创新不足的理论自信，必然导致制度上和道路上向旧正统回归，让人有倒行逆施的感觉。比如马克思主义强调人的阶级属性，必然不会尊重人权：文革证明了无产阶级专政，是有理论基础而无法律根据和道德良知的犯罪。
只有吸收现代文明的精髓之后方能超越，只有站在西方文明的顶峰才能更上一层楼。看中国舆论界甚至学术界，晚清以来那种为了奋发图强而虚心向西方学习的精神几乎荡然不存，代之以缺乏分析的“文化自信”。政改不能总以巩固执政党地位为中心，而不为中华民族长远利益筹谋。
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惊艳全世界，其中必然有许多东西可供他国学习借鉴。中共如何总结成功，也会影响到它下一步怎么走和国家的方向。西方国家决定全力以赴打压遏制中国，是2017年之后的事，而且它们以惊人的速度形成共识，把中国看作异类和威胁。这个节点恰恰是中共总结改革开放、绘制未来蓝图的时间。也就是说，它们不喜欢这个总结和制定的方向。所以中西关系的恶化，原因不仅仅是修昔底德陷阱，更重要的是，中共在一些根本性的原则和价值观上触了西方的逆鳞。
人们常常将这个转折，归因于中国迅猛崛起造成的修昔底德陷阱，然而修昔底德陷阱不足以解释中国的困境。在数千年的世界文明史中，大国崛起靠的是蛮力，与文明程度无关。落后的渔猎和游牧民族往往可以轻易征服发达的文明中心，如蛮族冲垮罗马帝国、蒙古铁蹄横扫欧亚大陆、北方民族入主中原等。但当今世界已形成一个国际社会，文明水平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是否被认同和接受，成吉思汗靠屠城来征服世界的年代一去不复返。小国弱国不仅生存下来了，而且数目不断增加。这些说明游戏规则变了，霸权国还必须代表文明的最高水平才有合法性。
第二要站在巨人肩膀上。只有吸收现代文明的精髓之后方能超越，只有站在西方文明的顶峰才能更上一层楼。看中国舆论界甚至学术界，晚清以来那种为了奋发图强而虚心向西方学习的精神几乎荡然不存，代之以缺乏分析的“文化自信”——很少有人讨论中华文明中的哪些要素，如何同西方文明的哪些要素结合，方能克服各自的哪些缺点，让人类文明达到新境界。相反，人们很容易就回归天朝大国的优越感——正是这个心态造成中国的落后和百年国耻。
另一个测试是，检讨一下这些年国外媒体大肆炒作的现象有多少是真实的，有多少是虚构的：封锁言论和信息，千人一调、万人一腔，人们不敢讲话或大讲套话、谎话；没有法律根据的屏蔽和封号；法外拘禁和人员凭空消失；过度监控，鼓励告密，泛国家安全；钱权交易和垄断、裙带关系；打压信仰自由，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禁止“妄议中央”，强求绝对忠诚和服从；以党性取代理性和共识；权力缺乏监督和制衡，群众缺少参政议政空间和平台。这些可能被夸大了，或者同中国取得的成就和制度的其他优点相比，都不算什么，但如果国外将它们归入中国提倡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就难怪人家不买账而且感到威胁了。
第三是政治模式转型。首先是党建模式：政改不能总以巩固执政党地位为中心，而不为中华民族长远利益筹谋。于是推行党组织的全覆盖，强调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而且党的一元化领导时常个人化。这里的误区是在党内而不是民众中寻找和开发动力。人民，而不是执政党，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维护党的根本方法是将它植根于民众之中，这是毛泽东的伟大发明。现实情况是：细密的党组织和它对权力和资源的垄断，压缩了人民的成长、成熟和创新空间，窒息民间活力。自主空间是任何人成长成熟的必要条件；中国庞大的权力金字塔不仅挤压老百姓的空间，也剥夺了党员干部的自主性。他们天天在多少个意识、多少个确立、多少个维护等的紧箍咒下度日，而念咒的却总抱怨他们的躺平、侧卧和搞形式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