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步入新兴民主的行列，要从转型走到定型，路漫漫其修远兮，也不保证民主化不会中途衰败。新政权除了做好政治和经济治理部分，在精神和意识上如何与旧国家区隔，建立国民的自信和自豪，才是百年维新的大计。首相安华在他的《亚洲的文艺复兴》书中引用梁启超的新民说。当年梁任公试图唤起中国人的自觉，强调“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安华以昌明社会（MADANI）的擘划者自居，应当视“为大马造新民”为重新建国之首要大务。
然则，新国家最艰巨的工程不在于器物制度，反而是国家精神和文化价值的重塑，否则民主巩固旷日持久。近年不少国家遭遇民主衰退，其中就源自认同政治的崛起。马来西亚面对的政治伊斯兰趋势，除了暴露分配不平等、国家能力缺失，以及技术变革对基层群众带来的威胁之外，在民主转型期间，国民之间也因为身份政治的焦虑，对马来西亚这个政治共同体失去了共识感与凝聚力。
但凡成功的民主化案例，绝不是停留在从旧政府到新政府，还须要呈现新的国家性格，以及有别于过去的社会共识。在1998年起的马国民主运动不断冲击下，新的权力集团取代了旧政权，但是还没有走出旧国家的性格，遑论新国家的出现。
马来西亚在2018年实现首次政党轮替，惟民主政权很快就崩塌，却在2022年创造第二次政党轮替，政局变化经历曲折起伏。观察马来西亚新兴民主面对的问题，可以说是只有政党轮替，没有政治和社会转型，包括族群和宗教纷扰，都是社会尚未完成转型所致。它催生了新政权，但没有摆脱旧国家，国家体制和社经结构没有转型。
所谓新国家，不是挑战宪政规范下的现有体制，而是因应民主化的到来，透过各种政治经济改革，改造国家机关的效能、价值与文化，塑造新的国族建设方案，扩大社会联盟，才能重塑国家的性格和精神。
马来西亚是在1957年独立，但第一次建国其实在1970年代初。当时形塑的国家机关延续至今，目前的文化、经济和政治结构，是五一三事件之后才确立，与1957年独立时的国家精神有别。当年巫统在社会危机中创建了一个新国家，确立了国家文化政策、新经济政策、强化官僚机关，以及对外关系转型。即使50余年后政党有所轮替，但新政权继承的还是原来的旧国家。
新国家要有新气象。与民主转型相呼应的经济绩效，就不能停留在追求成长数字的旧模式，而是要寻找新的经济累积策略，以及重建政商关系。在逆全球化和中国红利消失后，过去的低成长模式无法延续，新政权要自主建构可行的产业政策（industrial policy），支持策略产业，强化竞争体质，并且改善国营垄断机构的效率，完善政治委任机制。政策官僚则须要强化规划和创新能力，符合发展型国家的治理需要。新国家还要发展出有积极政策意义的福利措施，而非缺乏方向性的民粹式补贴。
新兴民主须要有合法性，经济绩效可以强化民主政体的合法性，让人相信民主的方向是良善正当的。但是，可持续的经济绩效，亦须要通过经济结构改革来实现，否则无法改变旧政权掠夺型的利益关系，以及疏理新的经济和分配模式。举例来说，即使新经济政策（NEP）的精神仍然持续，至少在实践上也要更加务实和精准，从掠夺性的利益关系，调整为有利于土著竞争力和专业力的战略成长方略。
应疏理新的经济和分配模式
（作者是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董事）
所谓新国家，不是挑战宪政规范下的现有体制，而是因应民主化的到来，透过各种政治经济改革，改造国家机关的效能、价值与文化，塑造新的国族建设方案，扩大社会联盟，才能重塑国家的性格和精神。
制度改革是保住民主转型成果的首要工程，也是民主巩固的先决条件。有意义的制度改革，强化文官中立的专业精神，不只规范后来的执政者，同时保障现有执政党下野后不受滥权对待。
新的国家性格和习性，须要表现在制度改革、经济绩效，以及政治共同体的新共识。
重塑政治共同体的共识，还须要在文化和艺术政策上着力，包括增强在地的文化认同，打造共同的电影、音乐、文学和历史时刻的记忆。青年国民则需要共同的公民教育，而非根据宗教信仰来区分所受的德育培训。新政权宜重视社区文化和社区创生，这是强化人民对土地的感情和连结的途径，在地方文化上培植社区民主和本土认同。
因此，新政权须要在文化战略上展现能力，迫切须要透过文化、道德和价值理念，塑造符合多元社会的国族主义，整合国家和人民对政治共同体的共识。
因此新政权的历史任务，不是换政府之后，依然停留在旧国家的运作逻辑中，而是要改造社会和经济结构，再造新的国家性格和国家习性。
更重要的是，具积极意义的制度改革，可以向国家机关和既得利益者宣示：全新的时代精神已经到来，旧政权的利益同盟和昔日的威权侍从主义模式即将淡出。如果在制度改革上一路坚持，还会影响社会风尚，修补程序正义、专业伦理、公司治理、问责精神、学术标准、职场规范等面向。表面上是政经制度的改革，实质是重塑全民在道德、伦理和智性上的精神共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