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洋地区捐款之踊跃，体现在很多细节之中。1940年2月，为了抗战筹款，“新中国剧团”南来星洲演出，共筹得星币九十七万多。值得注意的是，南洋女同胞在看戏之后不但捐钱，还将首饰纷纷捐出。共收到“金戒指一百二十八件、金手表二十四件、金耳环十九件、金牌三件、金手链一百零五件、金手镯七十六件、金耳针二十七件……以上各种金器首饰，多由妇女侨胞献出，统共四百一十二件”。
当时，本地华侨也大量认购公债，仅1937年7月至1938年10月间，新马华侨就认购1200多万元公债，这些公债由于抗战胜利后旋即爆发内战，基本上都成了废纸。
时至今日，新加坡已经建国逾半个世纪，本地人也有了属于自己的国族精神依托。李显龙总理曾指出“新加坡的华族不再是落叶归根，而是落地生根”。回顾那段岁月，能够重拾的精神遗产，首先就是对于无论历史与现实中侵略他国的行为，旗帜鲜明反对的坚决立场；而新加坡人对处于苦难之中的自己国家勇于牺牲的精神，更是值得永远铭记，因为它将成为新加坡打造属于自己国族精神的支柱。
在这份报告中，还提到有位拉车的工友郭牛先生，将全部家产共叻币六十元尽数捐出，同样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本地舞女，也极其踊跃地将微薄收入捐给祖国的抗战事业。可以说，无论贫富，南洋儿女为了祖国，真是付出了应该永远铭记的巨大代价。
（作者是文史工作者、宗教研究者）
新加坡华侨之所以在当时能够迸发出如此惊人的爱国热忱，我感觉可能首先与其来源地有关。
2015年，时任台湾总统马英九在接见南侨机工服务团代表时指出，抗战期间的华侨捐款，达当时全中国军费开支的三分之一；巨额的南洋侨汇更弥补了战时中国国际收支的逆差。当时进口为32亿元国币，出口仅有约4亿元，但侨汇总额就超过95亿元国币。正是这些来自华侨的无私支持，稳定了中国抗战时期的货币价值，而高达67亿元的净余额，也被投入到经济建设与日常民生之中。
我最近几年一直在台湾的几家档案馆中挖掘国民政府时期的解密档案，其中不少新加坡档案都与此段历史有关。让我特别惊叹的是，当时南洋以如此小规模的华人社群，却担负了远超自身体量的民族与国家责任，更为中国的存亡绝续，付出了远超很多其他群体的巨大代价。
前此翻检1941年新加坡大使馆发给民国外交部的机密档案，其中对1937年至1941年的统计，为“据查我海外侨胞汇回祖国金钱已达二十万万元以上，其中直接捐献国库者，不下四万万元，捐款成绩以新加坡为第一，占总数百分之四十二点七二。侨胞于筹款方法，可谓竭思尽虑，捐款名目繁多”。据此报告则有以下捐款形式：常月捐、特别捐、献金、货物助赈捐、纪念日劝捐、卖花卖物捐、游艺演剧球赛捐、舟车小贩之助赈捐、迎神拜香演戏捐、设救济箱常年捐、购债、伤兵之友、节约储蓄、献车、募衣等。除了有3000多人成为南侨机工，新加坡还组织了“星洲救护队”回国奔赴前线。本地华侨投笔从戎者也为数众多，仅考入中央军校的就达200多人，为数更多的华侨直接参战并且战死沙场。
所有这些，就成为日本占领新加坡后展开大规模屠杀的直接导火索，从一个地区被屠杀的人数比率来看，新加坡华人所遭受的苦难，实在是让人不忍回首。
总体而言，华南民众有非常强烈的宗亲观念，这也可以外化为更广大的爱乡爱国之情；其次，国民政府当局不遗余力的宣传也产生了效果。我在翻阅1949年前的新加坡档案时，就有一个印象，即南京政府对于南洋的苦心经营，真是不遗余力。从密档之中可以发现，有些本地著名侨领与国民政府有着极深的联系，有些人甚至有国民党情报人员之嫌。
在人力方面，对于抗战贡献最大的还是南洋华侨机工，在这份统计中，共有3192名南侨机工回国，在抗战生命线——滇缅公路上抢运战备物资。其中有2000多人为新马华侨，约有1000名机工长眠于那条绵延的战备公路之上，平均每公里道路上就会牺牲一人。这些冒死回国的华侨，甚至包括女扮男装者，如陈侨珍、李月美等，而后者更是因为受重伤后，才被人发现为女性。
今年，新加坡南洋学会的出版计划中包括崔贵强、林孝胜、叶钟铃三位编著的《从征募到复员——南侨机工回国抗战》。此书主要回顾了南洋华侨对于中国抗战所做出的艰苦卓绝的贡献，历史上这悲壮的一页确实不应忘却。
王赓武先生也曾有过类似看法，即认为南洋华侨之所以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乃是来自中国的影响。二三十年代新移民潮所带来的第一代移民，往往由于在地化的过程未能完成，也更加故土情深。适逢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步步紧逼，并制造了多起惨案，也成为本地爱国情绪高涨的直接诱因。再加上当时英殖民当局与南下华人之间存有巨大隔阂，在很多权利上对华侨多加限制，也成为华侨无法产生本土认同，只能将国族情绪放回到祖国身上的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