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工业间谍活动问题，金刻羽并未否认，而是说：“中国开始时喜欢走捷径，想成为一个创新者，想变得伟大。但没有一个完整的法律框架或可用的规则和法律。”然而，这不仅与法规不够完善有关，还与中国各界的腐败风气有关。我非常熟悉的中国学界，多年来普遍存在急功近利心理，为尽快获取利益不惜弄虚作假、抄袭剽窃（但尽可能隐蔽），并不惜通过送礼行贿、陪喝陪睡等手段，在核心学术期刊发文、拿国家级课题、获得各种奖项。政界、商界风气与学界类似，都是为达目的不惜弄虚作假、抄袭剽窃等。这应算工业间谍活动存在的“社会土壤”。
《纽约时报》网站先后刊出两篇文章，戴维·马尔凯塞（David Marchese）的《金刻羽：美国真的能理解中国吗？》以及彼得·科伊（Peter Coy）的《一个美国不理解的“原版中国”》，都涉及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金刻羽的书《新中国策略：超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The New China Playbook: Beyond Socialism and Capitalism）。金刻羽声称，西方对中国的理解存在“严重缺陷”（关于中国的经济野心等方面）。若单就美国而言，官员与学者一般在太平洋彼岸，基于在该国的知识、经验看中国，理解中国问题有局限——但这种局限应包括两方面，既未注意到中国部分积极因素，又对种种弊端、黑暗的认识不够全面。假设美国真能完全、彻底掌握当代中国方方面面的情况，对中国总体评价未必会比现在更正面。
（作者是历史学博士、旅加时评人）
金刻羽还主张“底线是避免美式资本主义”“中国希望成为一个更大、更明智的德国”。中国发展不了美式资本主义，也很难发展德式资本主义。目前中国只会走反映“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式资本主义道路；具体说来，就是从官僚社会主义、垄断社会主义、裙带社会主义蜕变出官僚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裙带资本主义。
金刻羽又提出，绝大部分中国人认为安全比自由重要。她这种话，恐怕会让至少部分中国人感到自己“又被代表了”。在中国，政府的“安全措施”对象不仅包括危害民众的潜在犯罪分子等，还涵盖民众自身。官员认为民众中长期存在不稳定、不安全因素。当前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可以说是官民矛盾，官员首先追求的是自身安全以及维护特权的制度安全，为此民众的自由乃至安全，都可以被牺牲。
改革开放这些年来，中国的贫富分化空前严重，诸多领域不平等也在加剧，且“阶层固化”现象已经出现。实际上，当前一些制度、政策、潜规则是多种不平等产生或严重化的原因。在腐败制度下，大连市金州区原区委书记徐长元家族，被查封的房产有2714套；天津市公安局前局长武长顺涉案金额74亿多元人民币（约14亿新元，下同）。形成对比的是，上海有的三室一厅群租房能住约30人；中国前总理李克强说中国有6亿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群，平均月收入1000元左右。像徐长元、武长顺那样的落马者，在官员中仅为九牛一毛，众多腐败分子仍在台上做反腐报告。
这位高官女儿还以为，中国领导层“热切希望”避免广泛的不平等。果真如此？毛泽东会认为在治下，中国实现了空前平等。真实情况是：中共政权消除了一些旧有不平等，却制造了新的不平等，比如干群之间、城乡之间新的不平等。另外，“政治贱民”地、富、反、坏、右与“红五类”（革命干部等）也毫无平等可言——这属于路线、方针、政策制造的不平等。
中共高官家庭出身的金刻羽，对中国的理解是否存在“严重缺陷”？比如她认为，中国当前的经济挑战是克服中等收入陷阱，“这不都是关于要取代美国成为全球霸主，那会给中国带来巨大的负担和责任。我不认为中国已经做好准备或愿意承担那些责任”。中国发展的目标包括克服中等收入陷阱，但不限于此。中国有更长远目标，比如在经济、科技、军事等方面“赶超美国”。至于“赶超美国”后，如何承担相应责任（像“世界霸主”那样），中国最高领导层或未深入思考。因为特定局限，他们在一些方面缺乏远见卓识。
对民众而言，安全与自由在相当程度上相互联系，而非此消彼长。在部分领域，难以真正获得安全，导致难以真正获得自由。强烈的不安全感，使得中国人一般不敢公开发表政治方面的批评言论。这种不安全感来自内在对政府的恐惧。政府对民众安全的威胁，使民众“自觉”放弃或限制行使多方面的自由，包括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罢工自由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