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多年前就拜读过狄先生的小册子《中国的自由传统》，感觉狄先生确实具有美国左派知识分子的胸襟与气度。他一直尽量想要摆脱西方中心主义者的“自由主义叙事”模板，试图给东方文化一个自我辩解的机会。但说实话，我觉得除了可能会给存有很强东方文化自豪感之人一点心灵上的满足之外，此书的论据是相当薄弱的，论证也同样牵强。他有太多隔岸看花的美好想象。这可能会让有些人看得热血沸腾，但现实之中的一记闷棍，就会让人把自由主义的任何想法都抛到九霄云外。
狄培理对于中华文化的善意，以及美国的左派学术传统，使他一生努力发掘中西方文化间存有的共性。这也可以解释他为何要尽力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自由主义”元素。但这种对于排他性主义的主流思想，以及政治实践中的威权主义与宗族主义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的意图，却依然只能让学界主流认为他只是“一家之言”。即使再如何粉饰，也无法改变这种酝酿极权主义，或者是向极权主义献媚的传统思想，对于现代化的窒息作用。无论是新加坡，还是整个东亚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其实就是向西方自由民主社会乞灵的结果。至少从政治层面上可以发现，保留东方旧有传统的社会，与现代主义往往存有巨大的鸿沟。
上世纪初来自西方的自由主义，也在中国经历了极其坎坷的历程。我还记得以前学校教材中有毛泽东的《反对自由主义》。我上中学时，政治学习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可以说1949年之后，自由主义本身就不再是一个中性的哲学术语，而天然具有负面意涵。在1949年之前，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也往往至多只存在于口头与书斋空谈。他们既不为左翼共产主义者所容，右翼国民政府也并不假以颜色。只留下了可能是中国历史中最为伟大的自由主义者——胡适先生，以一生的言行捍卫了自由主义的最后一点可悲的尊严。
自由主义无论在哪国都注定是少数派，但它却代表了人类本质性的自然向往。因此，无论是古代的庄子，还是现代的徐志摩、张爱玲这样一些充满诗意的人物，反而比政治家更能把握时代的脉搏。在胡适访苏前一年，徐志摩也曾前往苏联，回来后对其极权政治大加挞伐。此后徐还在《晨报副刊》任主笔，组织了对苏联的大讨论。这引发了左翼青年的反感，甚至将《晨报》报馆付之一炬。这倒正好间接证明了徐的判断，即专制主义不容批评。张爱玲在1949年后仅仅从穿旗袍受到限制，就敏感地预判了政治风暴的来临。这种超前的感受力，远远胜过了无数饱读诗书的学者。自由主义，可见更是一种审美性的存在，它即使饱受摧残，却永远植根于人类的精神内核之中。
中国的自由主义，如果在此前还有一点的话，在宋元以降就遭到了日益残酷的系统性打击。在极权主义社会中，多元文化本就没有生长的任何空间，甚至逍遥世外的逃避也会成为奢侈。明代初年开始，士大夫若不为官方所用，则“罪该抄杀”，这让庄子类的隐入山林都难以实现。清代惨烈的文字狱，更是彻底消磨了此后士人可能存在的任何锐气。
（作者是文史工作者、宗教研究者）
胡适也经历了一段有趣的心路历程。在苏联成立之初，世界上不少知识分子都曾心存幻想。胡适也在1926年短暂访苏后大加赞美，美国很多左派哲学与思想家都是如此。尤其是在1929年经济大萧条后，苏联更成为了一种充满“进步”的对照。但很快大清洗、集体农庄的灾难性后果，尤其是武装入侵芬兰与波兰，更让世人看清了苏俄狰狞的另外一面。此后胡适的改良主义，走中间路线的自由主义主张，就受到了国共双方的左右夹击。
5月27日拜读南洋理工大学孔子学院院长梁秉赋博士刊登在《联合早报·言论》的《从狄百瑞联想美国“中国通”传承》，非常受教。我大约20年前在复旦大学陈引弛师的课上知道了狄培理（俗称百瑞）。狄是一位对于东方文化既有深湛研究，又特有好感的学者。他主张儒学等并非是现代化的障碍，并如梁博士所言，也强调中国有自由主义的传统。他更是一位虚怀若谷的多元文化主义者，与很多西方中心主义者有很大的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