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经济繁荣经常被归功于一个强大政府的自上而下规划。但如果威权主义和中央计划是答案的话，中国早就在毛泽东时代实现繁荣了。当邓小平在1978年接替毛泽东时，他悄悄地对中国进行了革命。中央政府从独裁者转变为引导者，阐述了明确的国家目标，并建立了适当的激励机制和规则，同时还授权各级政府，根据当地条件和需要，随机应变地制定发展战略。

美国政府在支持创新方面的角色，被社会学家布洛克（Fred Block）和凯勒（Matthew Keller）称之为“协调式的去中心化”（coordinated decentralization），同时也是另一个“引导创变”的例子。20世纪中期，美国培育了一个由从事尖端科学研究的发明家、企业、大学和实验室组成的分散式网络。美国既没有任其自生自灭，也没有告诉它们该怎么做。相反，它协调知识共享，帮助确定将发现进行商业化的机会，并提供种子资金，所有这些都为我们现在所知的信息和通信技术革命创造了条件。但这种成功几乎不为公众所知，因为正如布洛克和凯勒所解释的，它“不符合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主张”。

英文原题：The False Choice Between Neoliberalism and Interventionism

这是一个错误的二分法。政府并不局限于自由放任和自上而下规划之间的二元选择，还存在着长期以来被政策制定者和经济学家所忽视的第三个选项，也就是由政府来扮演类似于乐队指挥的角色，指导一些自下而上的即兴创作过程。

版权所有：Project Syndicate, 2023.

（作者Yuen Yuen Ang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著有《中国如何跳出贫困陷阱》和《中国的镀金时代》）

在相关辩论中缺失的，则是我称之为“引导创变”（directed improvisation）的第三条道路。正如我在《中国如何跳出贫困陷阱》一书中所记载的，中国在1980年代至2012年间的经济改革，正好体现了这一混合角色。引导包括协调和激励一个分散化的创造性行动者网络，发现但不预先设定那些成功的结果，同时充分利用实验和自下而上的反馈。

不久之后，新自由主义就被推广到全球范围。在“华盛顿共识”（由经济学家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1989年创造的术语）之下，美国主导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向发展中国家施压，要求它们接受放松管制、私有化和自由贸易。政策制定者和经济学家青睐的一个政策处方是“保护产权”，这催生了一个展现这种权利和经济增长之间联系的家庭小作坊式的研究。言下之意是，国家只须把市场留给私人企业家，就能实现繁荣，国家干预是不必要甚至彻底有害的。

新自由主义在1980年代成为西方的主导政策制定范式。在里根总统的领导下，美国追求放松管制、减税和削减福利项目。这种理念认为政府干预会不可避免地导致政策扭曲、对国家施舍的依赖和腐败。正如里根在第一次就职演说中所说的，“政府不是我们问题的解决方案，政府本身就是问题”。

在由创新驱动的发展阶段，政府引导创造性进程的能力，要比在大规模工业化的早期阶段更为关键。随着经济变得越来越复杂，技术越来越先进，政府就更难，也许甚至不可能，选出赢家。毕竟创新在本质上是充满不确定性的。正如在1990年代，很少有人会想到一家网上书店，有朝一日能成为全球零售业霸主。

干预还是不干预。至少从18世纪以来，这一直是关于国家在经济中所扮演角色的核心辩题。在过去40年间，美国和其他西方自由民主国家一直倡导自由市场、自由贸易和有限政府，这种立场被称为新自由主义或“市场原教旨主义”。在一些评论家看来，美国总统拜登的两项标志性产业政策——《晶片与科学法》与《通货膨胀削减法》——的新近出台，标志着新自由主义的终结和干预主义作为主导模式的重新崛起。

政策制定者羞于谈论创造力。他们宁愿谈论市场或计划，也不愿承认创新必然是一个具有不确定结果的创造性过程。虽然政府无法控制这个过程，却可以引导和影响它。要做到这一点，政策制定者就必须首先抛弃新自由主义与干预主义的错误二分法。

但这是一个错误的二分法。政府并不局限于自由放任和自上而下规划之间的二元选择，还存在着长期以来被政策制定者和经济学家所忽视的第三个选项，也就是由政府来扮演类似于乐队指挥的角色，指导一些自下而上的即兴创作过程。我们可以在中国和美国找到很多这方面的例子。

但是，并非所有发展中国家都照此办理。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香港、新加坡、韩国和台湾，都抛开西方的处方而选择大规模政府干预。通过制定长期计划，投资公共基础设施，用优惠政策选择和推动潜在成功产业，所有这些国家在1960年代至1990年代期间，都取得非凡的经济增长。“东亚奇迹”模式的支持者批评，“华盛顿共识”忽视了政府在后发经济体中不可或缺的作用。

在邓小平的实用主义理念下，中国体制成为多种（有时相互矛盾）元素的混合体，包含亚洲式的发展主义和西方式的自由化。其基本秩序是方向性和即兴性两者看似矛盾的结合。有句话说得好：中央政府搭台，地方政府演戏。结果就是在更庞大的中国体系中，同时有各种不同的区域性“中国模式”在运作。比如，虽然浙江和江苏都是工业强省，但民营企业在浙江经济中发挥着更大作用，而江苏则更多依赖干预主义模式。

此后，意识形态的钟摆一直在来回摇摆。新自由主义者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后，短暂占据上风，人们普遍将此次危机归咎于国家干预。但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形势开始发生逆转。面对不平等加剧、冠病疫情以及来自中国的竞争，越来越多的从政者和顾问认为，西方应当跟随亚洲的脚步去制定产业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