嫁接已有文明方才再复兴
美国总统拜登的外交政策顾问沙利文（Jake Sullivan）更进一步警告：“移民及其激发的多元文化主义正在消解连接共同国家的纽带，降低共同的国家使命意识，使美国面临被巴尔干化的危险。”也正是基于此种忧虑，亨廷顿才不得不承认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明已相对衰落。
相比1821年至1924年间，5500万移民海外的欧洲人中，绝大多数去了美国等白人国家（有3400万去了美国，即使上世纪50年代进入美国的移民，有三分之二还是来自欧洲和加拿大），上世纪80年代美国移民中，来自欧洲和加拿大的移民已不足15%，其余绝大多数都来自非西方国家。其中拉美移民占45%以上，并呈逐年上升之势，以至于特朗普要在美墨边境建墙以阻遏之。
其次，观察各国“人口的流向”虽然是判断一国是否衰落的一个方法或维度，但显然并不是最好的评判标准。根据这个标准，如果我们基于时任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一上台所颁布的各项政策，就发出这个国家必将走向衰败的判断，也肯定会落得个“显然言之过早”的评语。因为查韦斯刚上台时，委内瑞拉可是整个南美最富裕，国内生产总值（GDP）遥遥领先，南美各国人民争趋移民的国家，怎能说“真的离衰落不远了”呢？可是从查韦斯到马杜罗不过区区20年，这个国家就残败到了不能再残败的地步。
首先，谈论美国衰败的话题诚如韩先生所言，“实在算不得什么新话题”。但韩先生显然忽视了一个问题，就是今日愈来愈多的美国政治家包括时任和前任总统，已经公开承认美国正趋向衰落，并希望日渐分歧极化的美国能有一个“新的开始”。
更糟糕的无疑是新移民因宗教文化冲突，长期不能成功融入主流社会所引发的各种对立与冲突；以至于法国经济学家雅克·德洛尔（Jacques Delors）指出：“未来的冲突将由文化因素而不是经济或意识形态所引起”。
（作者是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阿什民主治理与创新中心研究员）
综上所述，从广义文明论，如果一个文明体能冷静审慎地看待自身文明所显现出的各种缺陷，甚至敏感地发出预警，并能宽容、大度地博采众长、扬长避短的话，这个文明体就不仅能避免文明的衰败，而且能浴火重生，凤凰涅槃，再度盛开文明之花。反之，若不仅看不到自身文明衰败的迹象，且讳疾忌医甚至沉浸在昔日的辉煌中而难以自拔的话，那就只能目睹着她一天天溃败下去，就像修昔底德面对雅典帝国主义日益走向末路发出哀鸣那样，就像吉本坐在卡皮托山的神殿废墟上抒写《古罗马衰亡史》那样。
美国衰落与否的背后，暗含着整个西方的命运起伏，乃至人类未来走向的关键密码；尤其是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进步主义和（现代）自由主义，同飞速发展的人工智能时代高度结合后的世界将会走向何方，将会发生什么，我们还无人知晓。
在多元文化主义盛行以及次国家认同强化的持续冲击下，不仅对美国国家特性构成极大的挑战，导致盎格鲁－新教文化在美国文化中的核心地位动摇，而且这些挑战可能导致美国变成一个两种文化、两种语言的社会。
学习、模仿并成功融合中西文明为一体的日本文明，在近现代也大放异彩，激荡百年。自1840年以降备尝丧权辱国、内忧外患的衰败中的中华文明，在开启伟大的40年改革开放，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后，也焕发生机与活力，荣耀辉煌，让每一个中国人都真切地感受到了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梦想已不再遥远。
这里反复为上述学者念兹在兹且忧心如焚的“美国文化”，不正是韩先生所坚信美国没有衰落的“软实力”（soft power）的主要“因素”吗？只不过美国人可不是“往往忽视这一点”，相反的他们正是对美国“软实力”（“比如社会凝聚力、政治领导力、意识形态吸引力、文化的吸引力等等”）忧虑重重后，才发出美国文明已然衰落的哀叹。
美国能否保住国家特性，捍卫和保持盎格鲁－新教文化的核心地位，攸关亨廷顿心目中的美国能否存在，以及它的国际地位能否得以延续的问题。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外交研究室副研究员仇朝兵所说，如果美国摒弃了“美国信条和西方文明，就意味着我们所认识的美利坚合众国的终结。实际上也就意味着西方文明的终结。”
更令欧美人焦虑的，是与移民的高生育率恰成鲜明对比的“美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很低，欧洲的自然人口增长率实际上为零。”长此以往，“移民必将占西方国家未来增长人口的大部分”。（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研究员本杰明·哈达德（Benjamin Haddad）语）所以，至少在面对拉美裔移民涌入美国一事上，以亨廷顿为代表的许多美国学者是忧心忡忡的；尤其是在多元文化主义盛行以及次国家认同强化的持续冲击下，不仅对美国国家特性构成极大的挑战，导致盎格鲁－新教文化在美国文化中的核心地位动摇，而且这些挑战可能导致美国变成一个两种文化、两种语言的社会。正如亨廷顿一再告诫美国的那样：“如果同化移民的努力归于失败，美国便会成为一个分裂的国家，并存在内部冲突和由此造成分裂的潜在可能”。
当然，今日美国乃至欧洲所面临的情况，显然迥异于西罗马帝国当年，而且也确实如韩先生所感受到的那样，世界各国人民都争趋欧美，而不是欧美人民纷纷移民而去。尽管如此，我们也一定要对伴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蜂拥而入欧美的移民情况，做审慎冷静的分析后，才能知道这究竟是西方强盛之基，还是西方走向衰落的一大隐忧；尤其是绝大多数新移民或难民，都来自非西方文化区域，这势必会对欧美主流文化构成持续的冲击，加速文化之冲突，就如捷克前总统、思想家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 Havel）所警告：“如今比以往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危险”。
显然这是美国人所不愿意效仿的。美国人之所以能在战后如日中天，就是因为不时有学者清醒地警告美国正在走向衰落。这正是美国文化中所蕴含的居安思危、未雨绸缪的精神及宝贵的纠错机制得以体现的典范。
而且“人口的流向”这个办法不仅说明不了什么问题，而且大规模的移民涌入，有时反倒会变成文明衰落的渊薮。正如许多罗马史专家所认为的那样，西罗马帝国的覆亡，一定程度上就是亡于大批日耳曼移民之手。因为帝国不仅容留大批被匈奴人驱赶而蜂拥进入帝国的日耳曼“难民”定居，而且还允许他们参军并担任官吏。然而，最后正是这些日耳曼人成了西罗马帝国的颠覆者，开启了罗马帝国百年灭亡的历程。
人口流向非最好评判标准
最后，西人有言“一次文明只能盛开一次花朵”。如果我们就狭义文明而论，似乎就像一个谶语一样确乎如此。无论是曾经辉煌无比的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文明，还是作为今日西方文明主要基石的古希腊文明、古希伯来文明、古罗马文明，都早已灰飞烟灭、隐入尘埃。但若从广义文明而论，继承并发扬古希腊文明与古罗马文明的近、现代西方文明，则依然光彩照人，绚烂无比，不仅开启了以蒸汽机为代表的现代科技时代，而且正引领整个人类进入瞬息万变的人工智能时代。
当然，正如我一再坚信所有文明的衰落都先源自内因那样，我更愿意到罗马帝国的内部去探寻究竟：当罗马自满于自己的成就，变得懒惰，骄奢淫逸，放弃了曾让他们强大的制度和习俗时；当罗马的政治、军事、经济等都相继出现严重问题时，其实就早已经注定了罗马衰亡的命运。日耳曼人侵入号称“永恒之都”的“罗马浩劫”，只不过是压倒骆驼的最后几根稻草之一罢了。
然而，显然上述三个文明体无疑都是在极大地融合、嫁接了人类已有文明（甚至是异质文明）的成果后，方才再次复兴，早已不再是纯粹的、单一的自身传统文明所使然了。从这个角度言，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提法无疑是高屋建瓴的，关键是我们究竟以什么原则与规则去充实之。
3月17日，《联合早报》刊发了中国经济学者韩和元的评论文章《美国衰落论是个伪命题——兼与杨军商榷》。其核心论点就是：现在谈论美国已然衰败，显然言之过早。美国是否衰败，最好的办法就是观察世界人口的流向。如果世界各国人民不再争趋美国，反倒是美国人民纷纷移民，且这种状态持续了一段时间，美国或真的离衰落不远了。
如果我们非要等到委内瑞拉每年有大量人员外逃（截止2019年委内瑞拉外逃难民数量达到460万人），才能判断委内瑞拉真的陷入衰落的话，那岂不是太滞后了？等到这时再来发兴亡之叹又有何用呢？
基于此，我们绝不应隔岸观火，更不应幸灾乐祸。也基于此，所有理性的探讨争鸣都不仅意义非凡，且责无旁贷，尤其是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更应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