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突然大幅转向，让过往熟悉的那个繁花似锦、尘埃喧嚣的钟摆暂时停摆了，步履蹒跚而失重，所有阶层的利益冲突，在经济的退潮下锋芒毕露。复苏并不能立刻缓解经济上的困境，而如何重建互信，则是更为长远的难题。
然而如今像F和他的朋友一样忐忑不安的，不单是在浙江的制造业业主。几天前在上海，投资界最关注的话题，是其中一位著名私募基金业主突然失联的消息。私人资产的主权是否能够得到应有的保护，是民营企业胸口深深的痛。
更大的代价，是在防疫过程中造成的无数悲欢离合，让尊严和平等完全丧失，彻底摧毁政权和民众之间的信任。信任，是公民社会的重要组成，只有组成社会的成员在稳定和相互信任关系的条件下，双方才能搭建长远的共同秩序和互利认同。
膨胀令人昏眩，紧缩让人清醒。当生态环境变得残酷，它也会激发人们要生存下去的强烈渴望。旧疾当愈，明天还是要继续的。去年底的中国各大城市，普通民众从排队做核酸改为排队买药，大家平静地在寒风中接受着生命的现实。
疫情三年对中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政府选择了在政治制度上的全面威权主义，以标榜自己和西方的民主制度迥然不同，无论最终是不是胜利的一方，绝对的威权必然带来威权的后遗症。政府借助大数据、人脸识别，基因辨别等等高科技手段，将控制的手段直接进入了人体。行政控制能力大幅提高，为此所付出的巨大的代价却是百业萧条、私企大量破产和失业率高涨。
（作者是新加坡私人银行董事总经理（大中华及北亚）,本文仅代表个人立场）
2月的永康，乍暖还寒。这个隶属浙江金华、风景秀丽的小城，在中国有“五金之都”之称，驻扎着数千家有规模的民营五金企业。朋友F自小在永康，是企业的第二代业主，我和他的一群“发小”，聚在一个充满了江南味道的小茶馆里聊天。这些朋友也大多数是F的商业伙伴，业务遍及世界各地。在茶香飘逸的空间里，言谈间不经意地流露对未来的各种不安。
浙商一向以求生精神强烈而著称，私企在浙江出口经济中的贡献高达80%。即使在疫情期间，浙江老板坚持只要有网线，只要饭能送到房间，我们就还在做生意。
疫情期间，陈奕迅的一首《孤勇者》风靡大江南北。歌曲强调用最卑微的梦，致黑夜中的呜咽与怒吼。是的，并不是站在光里的才算是英雄，才是勇敢的。那种不认命的勇敢和平凡的善良，总是像一道曙光一样，照亮着黯淡的天空。
中产阶层对经济的触动，或许不像企业的倒闭那样立竿见影地造成失业率大幅上升，但它严重地影响疫情后扩大内需的消费情绪。多个顶尖的企业大亨陆续选择“离家出走”的消息，不时在社交媒体上散播，岛国则被指为藏人藏金的后花园。
东方明珠旁的正大广场，过去集中了中产阶级消费的品牌。三年疫情，更多的品牌店、餐厅和酒吧消失了，带来了永久性的创伤。大量的中产阶层包括企业主、知识分子、专业人士，互联网创投等行业人士，都拼命地想往外走；即使暂时留下的，也选择远离时局。
在香港和深圳关口的罗湖商业城，荒凉得不寒而栗。一对广西来深圳打工的夫妻，坚持留了下来等候通关。当他们看到近半年来第一次有人走进店铺的时候，竟然激动地不能自已；还有在五星酒店门口帮人补鞋的散工；以及在机场等待了六个小时后，才载到客人的快乐的老司机。老百姓的日子还是要过的，他们以自己的快乐为快乐，从容地接受着外人看起来的不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