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孟之道是中国帝制时期数千年的聚光灯，在它的指导下，中国发展出自成体系的发达文明，但它没有照亮科学技术、工业和航海贸易这一块，使西方在近代将中国远远甩在后边。马列主义是中共的聚光灯，它在革命时期非常有效，使党敌我分明，建立了强大的组织，实现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这三统在中共夺取政权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是当今引以为傲的“举国体制”的灵魂。但在建设时期，这个聚光灯似乎没照对地方，产生了盲区，以致中国又被实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东亚国家甩在后面，不得不改革开放。
先锋党的突出特点，是它对意识形态的高度依赖。意识形态对党的组织、内部团结、纪律和道德规范、精神面貌、党与群众的关系、方针政策和路线等，至关重要。一党独大的政权，一不受选票，二不受市场，三不受法律的严格制约；通过意识形态的自我管理就变得非常重要。这就是中共提出“全面从严治党”和不断“自我革命”的背景。
意识形态是人类认知客观世界的聚光灯，但它只能聚焦于极小一部分——那些被认为重要的事务。被照亮的不一定是真正重要的，但一定是人们将主要精力、资源和时间都投入进去的部分。意识形态的状况决定一个国家活动的主要内容，这些活动决定了该国的国运。
不该有官办意识形态
母庸置疑，中共的确在努力创新。比如它一反五四运动以来的“反封建”立场，主张大力吸收弘扬传统文化，称中国古代的大同世界理想同共产主义理想高度一致；老祖宗早就提出了“天人合一”，人和自然和谐共存等有现代意义的思想。再比如肯定“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显然是吸收了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的内核。要衡量创新的力度是否足够，可以看它是否解决了老问题，是否足以应对新问题。
这一轮整党的突出特点，是以“不忘初心”为口号，来恢复和重振党员的马克思主义信仰。“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信仰是共产党人的命脉和灵魂”，习近平说：“‘革命理想高于天’，这句话生动反映了崇高信仰对我们共产党人的巨大激励和鞭策作用。”他列举了许多革命先烈的忘我牺牲和无私贡献的事例，声称有了这种精神，党内团结和纪律，党组织的战斗力和上述“三统”等都不在话下。另外，贪污腐败、以权谋私、团团伙伙、奢侈糜烂、脱离群众等等弊病，也都可以克服。这就是意识形态的组织效应。但意识形态的组织功能和党的外在目标有可能是完全脱节的。在从严治党上很有效的意识形态，可能在方针政策上全盘错误，救了党却亡了国。
美国政治的灯总是聚焦于一些务虚的议题上：同性婚姻、堕胎权利、枪支控制、政治人物的婚外情、国外邪恶政权等，在上面消耗了大量精力、资源和时间，并建构了一张不断加长的政治正确的用词清单。结果是社会撕裂，政治极端化，大批国计民生的大事得不到应有注意，如基础设施建设、国家债务、贫困和无家可归、精神病流行、政治制度改革、种族关系、教育质量、生活成本、污染、经济结构升级等等。美国的相对衰落，更多出于内耗过大而不是国力不足，一旦解决了内耗问题，美国国力再次强劲增长的基础是雄厚的。
对这些新问题，还没有任何主义或“思想”，包括马克思主义，已经形成了系统理论和给出明确的答案。中共的创新迄今尚未超出经典马克思主义，并屡屡受后者的掣肘。
意识形态的组织功能和党的外在目标有可能是完全脱节的。在从严治党上很有效的意识形态，可能在方针政策上全盘错误，救了党却亡了国。
必须坚决摒弃伟大领袖模式，因为这个模式一旦出现失误，就是长期性、全局性和灾难性的，就像俄罗斯总统普京葬送了俄罗斯的国运那样。集体智慧决策才能持久可靠；只要决策机制合理有效，在制度上留足议政的空间和纠错的机会，就能将普通领导人决策失误的后果减到最小。这样的政治模式更容易被世界认同和接受，能够减少中华民族复兴路上的阻力和障碍。
比如中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如何解释东亚国家在战后的迅速崛起（显然不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人工智能对共产主义远大目标的影响；人工合成生命对辨证唯物主义的冲击；赛博格（cyborg）出现后人类会怎样进化；知识经济和由数码化、智能化、自动化、网络化所引起的经济形态和规律的变化对民主政治的冲击，以及对政府的性质、形态和作用的影响；唯物主义如何解释量子纠缠和双缝试验；气候变化对帝国主义的影响；消费主义与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关系等等。
在社会利益分化的情况下，达成共识不容易，很容易陷入西方民主争吵不休和相互否决的状况，中式民主应有不同的制度选择。
我们还可以从实际效果来评判。进入新时代的10年以来，中国崛起的国际环境急剧恶化，新冷战正以新的形式展开，“中国模式”的吸引力下降，两岸和平统一的前景几乎荡然不存。2013年至2022年大规模集权下的经济平均年增长率是6.5%，而且是不断下行。相比之下，1978年至2012年的9.6%的增长率，是在放权让利、市场化和对外开放中取得的。两个阶段的基本模式有很大差别，特别是在私企的境遇和企业家对前途的信心上。如果只把近10年的模式当作“中国式现代化”向世界推出，不包括前30余年的经验教训的话，对内对外都会起误导作用。
总之，中国发展前景的不确定性骤然增加了，西方已经有著名经济学家断言，中国经济不可能超过美国，甚至有些政客和评论家弹冠相庆，称中共领导层正在自毁长城。当然，这种巨变的原因很复杂，不能全归因于意识形态。
也许新加坡模式更有借鉴意义：一个开放式的精英执政党，定期大选但权力适度集中，决策有力，也能长远规划，对可预见的危机未雨绸缪，但没有官方意识形态。执政党没有大批党员和全覆盖的基层组织，也不追求什么终极历史目标，一切都为价值共识基础上的国家利益。2022年的《精英质量报告》（Elite Quality Report）中，新加坡在151个国家中高居榜首，中国排在72位；意识形态和政党模式的不同，可能是个重要原因。
过了30年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或者“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是否成功了？
比意识形态信仰更有效、更务实的，是在认清和坚守人类共同价值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和达成全民共识，做到既有长远眼光又能及时应变，应大力发展和完善政治制度的酝酿协商、群策群力的机制和功能，在增强制度化的决策力和执行力上下功夫，并积极引入人工智能、大数据，以及在新技术革命中源源不断出现的新方法和手段，在决策中发挥辅助作用。
对于许多不断涌现的新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中连相应的概念都没有，更不用说理论了。
邓小平时代就困扰中共的老问题包括：资本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地位；阶级斗争是否仍是“历史的火车头”；是否要消灭私有制；如何定义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还要不要；劳动价值论是否正确；民族主义同国际主义的关系；如何彻底清算文革；应该从90年代社会主义阵营崩溃中汲取哪些教训；如何解决独断专行和个人崇拜的问题；如何协调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谐理念等等。这些问题都尚未彻底解决，为社会冲突和政治动荡埋下了种子。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在这个前途迷雾重重的年代，也许就不应该有官办意识形态，因为在急剧变化的形势下，任何成型的意识形态都可能是僵化的。在利益和价值观多元化的情况下，追求战争年代运动式的“三统”也是不现实的；民主政治的协商、协调、整合、妥协的运作方式，也许更适合这个时代。
邓时代问题尚未彻底解决
但改革开放的实践又跟马列主义尤其是毛泽东思想对不上号，遭到党内强大势力的反对。在意识形态的创新跟不上改革开放的形势时，邓小平提出一个权宜之计：不争论——只要能够把经济搞上去，怎么干都行，这就是他的“猫论”。
意识形态的回归也带来当年邓小平面临的问题，即意识形态如何同经济社会的现实相结合？邓当年已经给出一个基本框架，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这仍然是个空架子，须要充实内容，使它能够有效地指导国家的大政方针，使大国崛起的航船朝着正确方向前进。这就须要大量的创新，给出邓小平当时无法给出的答案。
市场化改革对中共的意识形态冲击非常大。社会转型中，单位解体、人员流动、利益分化、思想和价值观多元化、社会关系复杂化，以及国外来的影响等，导致许多基层党组织形同虚设，党员信什么的都有，腐败泛滥，严重威胁到共产党的执政基础，最终不得不下大气力整治。要想把不同身份、阶层、利益和思想观念的党员重新整合到统一的党组织里，并达到“三统”，唯一的基础就是每个党员在入党时都宣誓效忠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思想建党”于是成为新形势下党建的主要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