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回顾历史，了解建造小贩中心的初衷，就可体会当时政府为了清理街道景观和卫生条件，以公共资源帮助街边小贩在政府的小贩中心继续营业。间接地，廉宜的补贴租金造就了大众化小贩食品价格。之后，建屋局所建造的店屋和咖啡店也延续这类“公共物品”模式。
今年9月，《今日报》新闻网在对1000名年龄介于18岁到35岁的青年进行调查后发现，有52%认为生活费高涨是他们过去三个月主要的压力来源。生活费高涨似乎已经是世界人民的生活和政治常态。就连美国中期选举，关心通胀问题的人也多达44%。虽然民主党仍然险胜，维持参议院的控制权，但我认为若不是因为共和党推翻罗诉韦德堕胎权案件，和特朗普坚持选票造假所引起的民愤，民主党就会因为通胀而失去参议院控制权。
就以住屋、教育和医疗为例，政府组屋、学杂费补贴和全民医疗机制所包含的共同承担额，就是拿捏度的显例。我唯一的建议是：是时候考虑取消学生的学杂费（介于6.50元至15元）。毕竟，相比较从近50万新加坡籍学生所收取的6000多万元学杂费，教育部需要额外的行政费用、教师时间和影响民生等，会得不偿失。和医疗或住屋不同，国民教育是强制的（编按：我国强制教育只限小学），因此全免国民教育费用符合公平性。更何况国民滥用教育资源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摊贩营业的租金是成本的一大部分，假如政府对小贩中心和咖啡店的“公共物品”定位变得模糊，租金失去以公共物品为基础的考虑，加上市场因素激发食品质量提升和商机，食品价格上涨就会直接影响民生。
其实人民的要求很简单。所谓安居乐业就是能够有一个可以安心居住的环境，可以敬业乐业生活的国家。如果政府可以利用这66亿元预算，有效调控生活费，补贴与否不重要，最终还是稳定的物价更加切实。
（作者是旅游咨询顾问）
几十年下来，国人在外用餐，逐渐形成一种生活常态：日常在小贩中心或咖啡店享用价廉物美的餐食；若要舒适就付多一至两成的价格到有冷气的食阁。每月几个特别日子如庆生或家庭聚会就上餐馆宠宠自己。
由于俄乌战争、能源危机、中美贸易战等原因，通胀已经是世界性问题，影响大部分人民。在此大环境下，政府是否贤明，或表现的优劣，就取决于如何协助人民应对世界性通胀。
就以刚发放的定心与援助配套为例。政府用心良苦，拨款66亿4000万元协助新加坡家庭应付消费税上调，这辅助是一次性的，但是人民面对的生活费高涨，却是长期性的。几百元补贴表面看来似乎不少（甚至会有人说，“有，好过没有”），但对长远的高生活开销却杯水车薪。
民生问题主要是住屋、医疗、教育和生活成本四大挑战。对民生，拙见以为首先是划出公共物品（Public Goods）和市场物品（Market Goods）的分别，之后的收费与否，就是确保公共资源不被滥用而采取相对收费（“度”）的拿捏了。
2005年在香港上市的领展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Link REIT），起源于当时港府进行公共资产私有化，开展出售180个公屋及居屋商场及停车场物业的计划，却间接推高租金、赶走小租户也造成价格高涨等问题，进而引发民怨和社会冲击。牵一发而动全身，当初一个想为政府融资的计划，却没想到会演变成后来政府的烫手山芋。香港的“领展上市”就是新加坡公共政策的前车之鉴。
的确，我国政府近年来推出不少援助配套来帮助国人渡过难关，不过仍有53%的受访者认为，配套不足以帮助他们；毕竟唯有政府才有能力处理宏观经济问题，一般普罗大众不能有多大作为。
此次调研指出，青年最关心杂货和医疗护理的费用高涨。较让人揪心的是，竟有47%担心在小贩中心、咖啡店和餐馆的食品价格。众所周知，不论贫富，在外用餐已经是国人生活常态。但是，多年来经历过许多次的经济风暴，曾几何时，小贩中心用餐也成为年轻人的担忧了呢？
现在年轻一代已经没有男主外女主内的概念；夫妻工作双薪以支持多元化生活，三餐在外，托儿教育金、供贷、储备退休金等等，都是现代年轻人头上的紧箍咒。年轻人要不就是20年寒窗苦读求出路，要不就呆在家里躺平当啃老族。老一辈人以他们自身刻苦耐劳的阅历惯性，认为现代年轻人不能吃苦，是典型草莓族，这是不公平的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