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现实例子可能是我国未来的预告。我一位华人邻居，丈夫是美国人，民航机师，她说在LGBT课题上风气最先进的加利福尼亚州，现在把一些颠倒的性别代称（pronouns）合法化，如女性可以要求被称为“He”。那里的有些学校从小三开始便为孩子灌输同性恋和跨性别的知识，以及人们有选择“性别”的权利。这位年轻妈妈，说她的丈夫的同事中也有不少同性恋者，还是很出色的机师，她可以接受他们作为朋友，但她也同意新加坡的立场，把婚姻定义为一男一女的关系。
就像过去的组屋政策，政府原本不让单身人士购买组屋，是为了鼓励国人结婚组织家庭，但是后来政策上还是有所“调和”，因为单身风气太盛，政府无法扭转乾坤。
过去，LGBT担心自己被歧视，不敢“出柜”，不敢公开自己的性取向。当社会上已大致接受这个群体时，即使人们不认同他们打破世俗婚姻观念，也不至于排挤他们。但现在的形势则是扭转过来，逐渐走向另一个极端。
所谓的“可能违宪的条文”，就是377A节条文未来极有可能基于它违反宪法第12条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在司法中被推翻。这样的情形迟早发生，因为LGBT群体不会停止从法律上挑战377A节条文的合法性。此外，LGBT群体在国际上得到的道义支持越来越强大，这已成了西方国家向外推广他们的自由、人权的一个重要议程。
在新加坡讲求扩大共识的政治文化下，为防止两极化政策，废除377A的同时也修改宪法，以缓和人们对政策的反对声音。副总理兼经济政策统筹部长王瑞杰形容这是一种“新的平衡点”，他说：“即使是充满争议的问题，也有调和的空间。”
（作者是《联合早报》特约评论员）
然而，不同立场对于“调和”可能有不同的理解，争取更多利益的一方，“调和”表示获得“比平等更平等”的待遇。王瑞杰所说的“新平衡点”需要一种长久的支撑力量。这种力量来自政府的坚定立场和不同意见者的彼此尊重和容忍。
这个课题也带出了一个近几年流行的名词“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意思是，在网上、学校或是工作场所，由于自己的观点不同而被攻击、羞辱和制裁，他们的存在感被“取消”，是一种对心理的最严厉伤害。
这一重磅消息引发的网上和社会舆论，盖过其他政策宣布，后续几天的发展更透露了政府在这个课题上的更深层思路。几位部长接连发表意见，显示这个对社会价值观影响深远的课题，政府必须大胆而直率地面对它。
李显龙总理上星期天在国庆群众大会上宣布，人民行动党政府将废除《刑事法典》第377A节条文，使男男性行为不再是刑事罪，也会修改宪法来保护现有婚姻定义。
所以，宗教团体还是认为婚姻定义应该写进宪法里，为的是维护男女婚姻的神圣地位。
为确保“婚姻是一男一女的结合”这个定义受到保护，政府将修改宪法，明确规定国会可定义婚姻，但不会将婚姻的定义直接写入宪法。政府是要把“为婚姻定义”的权力交给国会，而国会如何定义婚姻，在新加坡的政治语境下，结果是可以乐观预期的。
政府保证，其他和婚姻与家庭有关的国家政策，比如公共住屋、教育、领养条例、广告标准和电影分级，都保持不变。如此保证还不足以叫人放一百个心，这些领域也许正是LGBT的未来目标，争取废除377A只是一个手段和过程而已。政府最初的担忧，也应是今后的担忧。
自古以来，一男一女之结合天经地义，因此婚姻是“终身大事”，人类生生不息之所以然。这种社会规律一旦受到颠覆，则“终身大事”，何以为大？
自2007年在国会中首次针对第377A节条文进行辩论以来，15年期间国际局势和新加坡国情都起了不小的变化，外来影响也在加速发挥作用。
不同立场对于“调和”可能有不同的理解，争取更多利益的一方，“调和”表示获得“比平等更平等”的待遇。
事实上，这样的事情已经发生，一些受聘于跨国公司的员工，被迫在工作场所展示代表LGBT运动的彩虹旗帜。政府目前的反应还是很有节制，但在外来干预渗透工作场所、学校之前，政府必须采取预防措施，各有关部门，如人力部、教育部等等必须设定把关程序。
内政部长兼律政部长尚穆根在接受《联合早报》和《海峡时报》的访问中，解释了政府为何在这个时候来个政策转向的前因后果。
当LGBT群体或他们的同情者和支持者，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时，各项有关政策能否把握住“平衡点”，对未来的政府是一项挑战。
现在，政府的顾虑更多的是从法律观点着眼。过去几十年，我们的法庭在相关问题上都保持克制；认识到什么应由国会处理，什么应是法庭的责任。如果国会不采取行动，正视可能违宪的条文，那法庭就得自行诠释。
在这之前，政府坚守立场，不废除第377A节条文，给人的印象是担心一旦废除，等于鼓励LGBT群体（同性恋、双性恋与跨性别者）进一步争取更多利益，颠覆传统的婚姻定义。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8月1日访问新加坡，跟在本地投资的美国商界会晤时，呼吁他们多多支持LGBT群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