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鸦片战争开始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国在世界市场体系中一直处于边缘地带——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把世界体系中的国家分成中心国家、半边缘国家和边缘国家。期间西方国家与中国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获取特权、利益均沾几乎是当时中国不平等条约的标配内容。面对比自己更强大、更先进、高高在上、蛮横无理的西方列强时，在民族存亡的强大压力下，中国不得不一步一步“国际社会化”：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共产党革命。
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国。2021年后，中国GDP超过欧盟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随着中国与世界经济日益密切，在海外利益分布也更广，与他国发生利益摩擦的次数也越多。当前国际秩序主要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建立的，但中国已经很好地适应和掌握了这套秩序。当西方国家在与中国交往的过程中，无论在实力上还是规则的适应上，均无法像二战前那样获利时，它们开始不适应并恐慌。
世界与中国的相处之道
当前国际社会的大多数行为准则，是以西方文化为内核的。虽然其中诸多不合理、不科学之处，但总体而言，这些准则是进步的。中国在国际社会化进程中，一开始是被动学习，但当它认识到与他国的差距后，便主动学、认真学、全面学、深刻学。知耻而后勇，从自身找原因，是这一时期中国与世界的相处之道。
当国际格局开始多极化时，世界文明的多样化、多元化和多极化也必然如期而至。西方国家要适应和接受新的权力格局和文明体系。面对中国这个世界上迄今唯一没有断续过的、具有超强生命力的巨型文明体时，尤其如此。
当清政府的大门被英国发动的鸦片战争打开时，中国面对的是一个西方国家在实力上遥遥领先、西方文明占中心地位的实力格局和文明体系。盲目自大的清政府多次与西方国家交手失败后，才认清了自身与“西洋”国家的差距。
（作者是四川外国语大学副教授）
在地理大发现之前，欧亚大陆各主要文明之间已经有了互动和联系，如中华文明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与印度文明、基督文明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与基督文明之间，已经有了持久而激烈的互动。但受限于交通工具和科技，彼时各文明之间的互动与联系之深度、广度、频度和密度，跟地理大发现之后不可同日而语。美洲、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及大洋洲，跟欧亚大陆之间几乎没有联系。彼时世界更像是一袋土豆，各文明之间相互平行、彼此独立。
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社会化进程是无止境的，但其文化内核将保持不变。西方国家若只一味遏制、打压中国，刻意强调中国的异质性，对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社会化进程视而不见，不但将误判中国的发展前景，还将加剧印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动荡。
中国与世界的相处之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苏联是中国最主要的学习对象国。为了更好地向苏联学习，以便更好地发展自己，大量中国人学习俄语。鉴于当时苏联的实力与地位，中国一开始几乎是原封不动地照搬斯大林模式。1978年改革开放后，面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巨大差距，中国人开始学习英语、引进外资、发展市场经济和民营经济。
文明间的互动虽出现过儒家文化和佛教文化之间和平交往交融的现象，但战争、布道（尤其是暴力传教）是更常见的文明互动方式。地理大发现后，西欧国家的新教伦理、资本主义精神以及后来的民主政治、民权理念，凭借坚船利炮，在亚、非、美和大洋洲“大开杀戒”后，于世界各地开花结果。西方国家用武力建立了一个以基督文明为中心的“多元一体格局”。
改革开放后中国积极融入世界时，大部分西方国家欢呼雀跃，它们认为中国在国际社会化过程中将被西方“同化”，这将是它们文化和制度的再次胜利。在中国尚未强大到威胁到它们的霸主地位之前，它们为中国所取得的成就鼓掌。在此期间，西方国家的实力优势较为明显，优越感还在。它们以一种俯视姿态欣赏中国所取得的成就。
中国在融入现代国际社会的过程中，扬弃了很多传统思想和行为，如不再强调男尊女卑、不再强调父子间的等级关系，接纳了西方“德先生”“赛先生”等思想和精神。中华文明有巨大的回旋空间和柔韧性，其内核在经历鸦片战争以来“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冲击下，充分吸收和消化了西方文明中的某些精华后涅槃重生。
中国已故学者费孝通用“多元一体格局”来界定中华民族的文化结构。就文明或文化而言，地理大发现以来的世界大体也是“多元一体格局”。只不过世界各“多元”文明之独立性更强而“一体性”更弱。
世界或地区文明的组成结构，大体与国家或民族之间的实力结构一致。某段时期中某个特定地理空间内，实力最强的国家或民族之文明通常是主导文明，其他文明则居于次中心或边缘地带。如在甲午战争前，东亚地区一直是以中华文明为主体的多元一体格局。在地中海，则先后出现了以希腊文明、基督文明、伊斯兰文明为主导的多元一体格局。
面对日益强大的中国，西方世界担心“多元一体格局”中的主导地位将被中国取代。为此，以美国为代表的国家打着维护“开放自由印太地区”（FOIP）的旗帜，组建四国安全对话机制（Quad）、美英澳三国军事同盟（AUKUS）以围堵中国，在人权、冠病疫情等事件上向中国追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