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阶段调高消费税，显然减缓了对消费者的影响，但参考过去的经验，相关的行政工作（如会计系统须要做调整和改换价格标签等）将加倍。另外，还要注意一些不良商家从中牟利，趁机分两次把商品价格抬高。
从客观的角度来看，即使是（上调后）9%的消费税率，也仍然低于亚洲国家12%左右的平均水平，而许多欧洲国家的相应消费税率则在15%至20%之间。虽然一些中东国家的税率可能低得多，例如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5%税率，但拿石油大国来比较似乎不太恰当。
然而，仍然非常有必要确保较富裕人士在税收方面做出更多贡献，以确保财政框架的累进性，而把重点放在与房地产相关的税务变化（如房地产税或印花税），是一个合理的做法。尽管如此，数码化时代的趋势发展可能会在未来带来问题，例如，各种资产可能会被虚拟化为非同质化代币（Non-Fungible Token），相应的税收结果也会变得模糊不清，所以仅是房地产税改革并不能作为灵丹妙药。
不要赔了“富”人又折兵
消费税仍低于亚洲平均水平
总的来说，在税收方面，这份预算案提供了一些小惊喜，但没有对市场造成太大震动。对本地商家和外国投资者来说，这种稳定性目前在全球是非常罕见的，再次突出了我国的制度优势。
关于财富税这个热门课题，财长提到许多欧洲国家自1990年以来便放弃了财富税制度，这很可能暗示我们应该避免“害怕错过”（Fear of missing out）心态；仓促实施可能会侵蚀这种税基，例如有钱人很容易就可以资本外逃，从而产生适得其反的结果。法国的经验是，在实施财富税的15年多一点的时间里，有6万多富人离开法国，这可以作为进一步考虑的另一个参考点。
虽然这让人略感意外，但调高最高收入阶层纳税人的所得税率，可能反映了政府对我国实力的信心，即新加坡可以继续吸引高素质的外国人才，而且尽管他们普遍具有流动性，但不会太在意税率的提高。这也加强我国整体税收结构的累进性，因为向这些人征收的更多税收，可以帮助支付其他预算需求，如加强对贫困群体的援助。
作者是Baker Tilly Singapore会计师事务所
税务主管合伙人
碳税上调的幅度较高，意味着政府希望借此改变人们生活习惯，为迈向绿色经济目标做出贡献。
政府应对累退效果的措施就比较非一般：上调时也推出总值66亿4000万元的定心与援助配套，为中低收入家庭抵销五到10年的消费税支出。据我所知，大多数有消费税的国家并没有提供这种很直接、很有针对性的现金补贴来帮助低收入人士。
消费税经常受到的批评是其累退性质，而这须要谨慎管理；一些国家可能会通过降低柴米油盐这类生活必需品的税率来缓和，但这可能会带来很多行政问题并引起争议。举个简单的例子，在印度，甚至连印度煎饼（prata,一种当地的主食）的分类问题都引起了争议，因为当这种食品在超市里以冷冻形式出售，就带来了对它征收更高消费税的问题。如果我们沿着这条分类的道路走下去，会不会给多元文化、多元种族的新加坡制造更多问题？
热点话题
早在2018年初，政府就宣布消费税会上调，我将从整体上讨论这个税种。
财长这次在演讲中针对“第二代防止税基侵蚀和盈利转移”（BEPS 2.0）所做的定位声明是值得欢迎的，这表明我们有强烈意愿，在这个许多枢纽经济体的税收主权有所削弱的时代，继续发挥超过本身实力的作用。
全球公司税改革领域的多边主义所带来的持续压力，意味着我国必须考虑采取税收优惠以外的措施，让跨国企业在新加坡扎根发展。
迈向绿色经济
过去的10年里，在财政预算案之前对各种税收议题的讨论，似乎没有像今年这么热络。财政部长黄循财在2022财政年预算案所宣布的内容，包含了一系列积极和一致的信息，涉及广泛税种。以下是我的一些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