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发达国家产生的社会主义都有两重性：以社会主义之名，行国家主义之实。这不奇怪，因为强国、抵御外侮和维护国家独立是第一位的。强国是改善民生的前提条件，但很容易在“民族复兴”等旗号下变成目的，使社会主义蜕变成国家主义。
第三，同国际资本主义经济的接轨和整合，为中国创造了大量机会，也大大改变了中国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人的面貌、趣味、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中国人和中国产品遍及世界各个角落，中国同世界各方面的联系之紧密前所未有，使得西方与中国脱钩的努力很难奏效。
在世界范围内推动社会主义大潮的，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演化，中共受益于这个水涨船高的大势，而不是大势的引领者。
内涵之四，对价值评判体系的改造。引入社会评判、科学评判、道德评判、美学评判等等，打破市场评判的垄断地位，避免政府评判中的腐败倾向。
内涵之六，新社会主义除了瞄准幸福指数外，还要充分发展和发挥每一个人的潜能。在旧社会主义中，每一个人都是一块砖或一颗螺丝丁，“党叫干啥就干啥”，完全不顾个人特长和兴趣爱好。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生存挣扎消耗了人们大多数的时间和精力。他们不能做自己想做、能发挥自已优势的事情，肩上扛着住房、教育、养老、医疗等座座大山，被996的工作日程压得喘不过气来。
造成这个大势的，首先是贫富两极化直接导致了新自由主义的破产和西方国家的普遍动荡。特朗普的胜选和民粹主义大潮在各国的涌起，标志着一种新政治的到来，其广度和深度足以动摇资本主义的根基。
市场经济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一个崭新形象来表达它的内涵以及同旧社会主义的区别。这应该是一种人性化的、彻底脱离了旧社会主义在国外公众印象中的霸道、残暴和血腥的，世界上大多数人可以认同的社会主义。但新形象生成的前提，是加深对新时代社会主义的认识。
果然，30年后，新自由主义遭遇空前危机，中国强势崛起，中共把成功归因于“马克思主义行！”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拳拳之心，导致许多国家用过去看苏联的眼光来检视今日的中国，对它的崛起大感恐慌，并全力遏制打压。由此引起的国际环境急剧恶化，为中国今后的发展平添了许多变数。
总之，新社会主义是广义的社会主义，在当今世界有强大的同盟者和广泛的同情者，正处在上升期。以上这六个内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目前都远未做到。意识形态的滞后，使中共在资本主义与旧社会主义之间徘徊，并惯性地向后者回归。
今日的中国同苏联甚至30年前的中国，有天壤之别。最重要的区别是计划经济已不复存在，党国对经济、社会和个人的控制放宽了许多，已经不是那种令“自由世界”人民恐惧的，无所不在、无所不包的极权统治了。
中国的“幸福指数”在上世纪90年代达峰后就一路下坡，尽管人均收入增长了10几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赖以存在的无限增长和扩张，对大多数人来说意义不大。生活质量的提升取决于社会状态的改善；资源环境的限制，也在促使物质财富生产逐步让位于精神财富的生产，这样社会主义就有了用武之地。
其次，市场经济不仅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大大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而且“自由世界”老百姓享受的许多权利和自由也在中国普及了。不少西方人长期在中国经商、创业、工作和生活，并没有太大的违和感，甚至觉得生活更丰富多彩，机会更多。
其次，生活质量的改善越来越不依靠经济增长。这里有两层含义。第一层是由于数十年来经济增长所创造的财富，不断向占人口百分之零点几的少数富豪集中，经济增长对普通百姓失去意义；技术进步使“无就业的经济增长”（jobless growth）、工资停滞、福利削减越来越普遍。这种态势首先在发达国家出现，继而向发展中国家蔓延。
内涵之五，旧社会主义因僵化的计划体制而失败，但计划仍不失为社会主义的一个特点。新社会主义产生于数码经济条件下，即时信息和大数据使得中央计划完全没有必要。在人工智能、网络和一定程度上的政府和社区组织的综合协调下，市场主体自主计划完全有可能。这样既可以保护自由自主的积极性，也能避免权力的笨拙和傲慢。
例如，联合国2017年的《世界幸福报告》发现，增加“困境中有可靠人相助”的人群数量，对幸福指数的提升效应，相当于将最穷国家的人均收入增加16倍，达到世界平均水平（从600美元到1万美元）。
旧社会主义复辟之路
新社会主义主要内涵
世界社会主义大势
离旧社会主义有多远
世界上赞成社会主义的人确实多起来了，甚至在美国这个资本主义的大本营，也有人公开打出社会主义的旗号来竞选总统，并且进入了主流政治；在年轻一代中，“社会主义”也不再是一个脏词了。但这不等于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多了——社会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之外有着广阔的天地。
新社会主义以人民为中心，这也正是中共当前的口号。过去40年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翻天覆地，但政治体制的核心结构基本未动，只是执行的方针政策变了。这里缺乏的是“以人民为中心”或“以人为本”的可靠制度保障。
内涵三，通过制度创新打破产权制约后，就可以大大扩展“就业”的定义。未来的趋势已很明显：生产足够全人类享用的产品和服务所需要工作岗位越来越少。资本主义的“天经地义”——不工作就没饭吃，会遭遇大家都挨饿的尴尬，因为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工作，很可能成为大多数人的宿命。另一方面，大量对社会有好处的事情没人去做，因为其产出的是公共产品，无法形成市场价来获利；政府或第三部门受到经费限制，能做的有限。这样整个社会生活品质的提升就受到了限制。新社会主义的任务之一，就是在资本主义无法创造就业的地方，发展新的意义上的“就业”。
30年前，正当东欧共产党政权骨牌般地倒下、新自由主义宣布“历史的终结”、中共形单影只时，邓小平在南巡中发表了一通非常“不识时务”的言论：“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
内涵之一是解放生产力：将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过剩”和被人为销毁的产能释放出来，将生产的目的从市场需求转为社会需求。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目前还无法做到的。
第二层是在达到中等收入后，物质财富的增加对生活质量的提升不仅遭遇递减效应，甚至还会起副作用——因为普通人为此付出的努力呈递增趋势。联合国对各国的调查研究表明，收入增长只在初始阶段对人们幸福感的提升作用明显。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幸福感的消长更多取决于非物质的因素，如家庭和人际关系、政府的服务、工作和收入稳定性、社会治安、公平正义、身心健康等。
内涵二，使“外部生产”逐渐上升为主要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的特点是排他性——以产权为核心追求垄断利润。社会主义生产的特点是包容性——以使用价值为导向来追求共同富裕。数码经济时代的市场规律起了很大变化，新技术的外溢性一般都很强。传统经济边际效益递减规律，变成边际效益递增的规律，边际成本趋零在很多行业正成为常态。新技术的公共产品性质明显，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能发挥新技术革命的优势。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高级研究员）
跟随资本的价值取向，走永无止境的经济扩张道路，不仅不能提高国民生活品质，反而会陷入下沉的恶性循环（race to the bottom，内卷），因财富不均、不公而酿成社会动荡。与毛时代的穷过渡不同，现在搞社会主义起点高、模式新，成功可能性也大。
最后，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必然性还有特定原因。由于庞大的人口基数，中国的人均收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会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甚至永远无法赶超。但搞社会主义的话就没有必要赶超。中国只有在提高非物质的幸福感上才有弯道超车的优势。
第三，在核武器之后，生物工程、人工智能、宇宙探索等领域的技术发展，控制不好的话都有可能给人类带来灭顶之灾。迄今这些主要靠市场的力量推动。由于资本主义的唯利是图，将人类的命运托付给市场是极其危险的。科技发展须要人类共同的价值和道德标准来控制，以社会福利而不是利润最大化来引导。换言之，社会主义把舵更可靠。
建立这个保障必然牵涉到政治体制改革，使自上而下的权力运作与自下而上的问责机制配套。对社会主义的本质认识模糊的话，就有可能滑回旧社会主义的轨道。在高涨的民族主义热情下，老百姓也会兴高采烈地跟着走国家主义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