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自身发展的同时，如何与全球文明进程共进退，是中国必须作出清晰解答的问题。这道题（世界之问与中国之问）解答好了，中国就能顺利发展；解答得不好，中国就会遇到许多难题与风险。

实际上，中国已故领导人邓小平当年的那句著名的“猫论”（不管白猫与黑猫，会抓老鼠的就是好猫），已经把对于所谓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制度相区分的现实意义，概括得一清二楚了，即衡量“好猫”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会抓老鼠（发展生产力）。

首先，在意识形态上，在许多西方学者及政府看来，马克思、恩格斯最多是经济学家，连真正的哲学家都算不上。对于马恩那一套，西方社会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应用来作为国家发展的“指导“理论的，更何况作为整个马恩学说基石的剩余价值经济理论，存在重大理论谬误，又兼以此理论体系为基础建构起来的社会（共产）主义制度实践本身，出现了难以克服的重大发展障碍（比如计划经济的失败）。

对于中国崛起的主要顾虑基于二个因素：一、对于中共执政下的社会主义体制始终不予认同；二、对于其强大后可能带来的力量不平衡及区域安全心存顾虑。因此，如何应对（防御、利用）中国的崛起，成了全球尤其是有关大国及邻国的严重关切。

中国的崛起与发展态势，引起各国由自身不同视角而产生的一系列思考甚至焦虑，以及国际政治格局的调整：一、美国担心中国挑战其霸主地位及二战后由其主导构建的全球秩序；二、有关亚洲邻国担心安全问题；三、有的西方国家担心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是否扩散；四、包括一些亚细安国家在内的有关周边国家担心受到不公平对待。

乌克兰与台湾问题，实际上都是东西方文明相角力的表征。乌克兰的背后是美俄较量，事关北约进退。乌克兰是独联体国家仅次于俄罗斯的科技大国，苏联留下了以军工为核心的庞大科研生产体系，乌克兰加入北约，势必对俄罗斯构成巨大安全威胁。

其次，在文明形态上，中国的发展，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国家经济发展符号，恰是一个文明（中华文明）体的发展符号。中华文明是人类东方文明、亚洲文明的重要符号。如果说，截止19世纪上半叶鸦片战争发生之前的中华文明，属于人类东方单体文明的话，从19世纪开始而今的中华文明发展进程，毫无疑问已经是全人类整体文明发展的一个紧密联结部分。

再者，在国别特征上，中国的发展有其本身的坚实历史背景。中国国家发展体制信史，至少源于公元前1600多年前商王朝开始的系统建构，其哲学、法治、经济、人文都有其独立、完整、坚实的系统内核，为人类其它区域文明所无可替代，是人类文明大家庭的瑰宝。

中国的发展与崛起，有其自身区域传统文明及政治发展的合理逻辑，也是全球文明彼此相互促进的结果，是人类文明整体发展无法排斥的一个有机组成。美国对于中国崛起的焦虑及压制，显然主要是因为缺乏正确的全球发展观。

2022年下半年开始的中共二十大执政期间，将迎来中国或是最为关键的发展时间，“习近平时代”将推向更高发展水平。如不出意外，中共二十大执政期间将把收复台湾列入具体日程。

对于中国而言，这或者意味着与美国及其政治同盟之间关系的进一步恶化，而带来重大国家发展风险，或者意味着中国力量将得到进一步加强，并使二战之后基于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得以重构。能否按计划及时收复台湾，都将对中国的发展态势及其对外国际发展环境产生重大调整。

台湾的背后是中美交锋，事关中国的领土主权与美国的印太战略构建。台湾作为美国第一岛链的关键“构件”，一旦由中国大陆统辖，美国在西太平洋及其整个印太战略的安全体系将基本不复存在。

而现在，从全球发展利益与政治安全局势而言，似乎出现了三个基本队形：美欧加日澳印西方（主力）阵营；中俄为前者的对抗阵营；其余的则为松散型队形。前两者直接主导着全球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与军事安全的基本态势。

（作者是牛津大学“一带一路”与全球领导力博士后）

“中国特色”的名义，已经将西方的至少是主要的发展理念涵盖于其中，中共十八大政治报告率先正式表达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4个字，已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两者之间，到底还存在着多少实质性的差异呢？如此说来，西方阵营针对中国的以意识形态为指向的排斥与冲突，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关键的准星。

对于中国而言，第一要治理好自己的国家，第二要正确判断并妥善处理与这三个队形彼此间的政经发展及军事安全关系，既不过于自信，也不能草木皆兵；既要与美国的利己主义针锋相对，也不应将自己孤立于整体之外，而应与全球文明共进退。

中国已经将自我传统文明，与西方文明其中的大多数发展因子融汇其中。拿市场经济体系与法治社会建构而言，中国完全已经踏上了与全球同步的发展节奏。虽然，就民主政治而言，由在20世纪以马恩学说为指导，进行社会革命取得成功而发展起来的社会（共产）主义发展理念，仍在主导着中国社会的基本价值体系。这与西方社会以民主政治为基底所建构起来的发展体系，存在明显不和谐。但因为全球经贸市场体系不可能真正“脱钩”，彼此间的所谓的意识形态差异或者冲突，实际上已经完全失去实质性的意义。在现实的生产力发展要求面前，意识形态的“坚持”或者冲突，显得毫无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