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底出现的新型冠状病毒，作为一种全新的传染疾病，从认识、了解、研究到治疗，最需要的就是时间和耐心。
同样，以全球“最佳政治制度”著称的美国，无论是拜登还是特朗普，都拥有创纪录的选票，而他们也一起缔造了全球确诊和死亡人数最高的全球纪录。从任何一个角度看，他们都不能称为一个“好政府”吧。
最近欧洲国家都不平静，荷兰、奥地利、克罗地亚和丹麦等都爆发了类似游行示威活动。尤其在奥地利，由于政府对于未接种疫苗者进行封锁，并计划从明年2月起，强制对人们注射疫苗，此举被反对者认为是向纳粹学习，警方在当天的行动中，逮捕了数十名暴力分子和展示纳粹标志者。在11月22日，德国卫生部长施潘更是罕见地表示，要么强制注射疫苗，要么死亡。
此次游行示威活动有超过3.5万人参加，主要抗议比利时政府实施健康通行证等限制措施。随着游行人数不断增加，最后警民双方爆发暴力冲突。
所有欧美政府都是建立在选票数量的多寡之上，然而选票并不能反映真正的执政能力。之前欧洲国家令人艳羡的行政管理制度，如同温室中的花朵，只可远观而不可亵玩。当真正暴风雨来临之际，当温室不再坚固之时，再漂亮的花朵也将被摧残。因此不禁要问：就各个欧洲国家疫情下的表现，能否被视为好政府呢？
此次疫情，从一开始就已经被高度政治化。尤其是被直接当成选举工具后，让科学理性与愚昧无知之间的对抗日益明显，进而演变为不同价值观的“正面对决”。这才是严重阻碍全球防疫工作的最大因素，甚至连是否戴口罩都成为区别不同政治立场的标准。这种“反智反科学”的言论和行为，在欧美发达国家中具有相当的普遍性，既是嘲讽也是悲哀。
在西方选票政治的浸润之下，选民总会保持一种心理预期，即只要换个新人，就会有改善。而基于“喜新厌旧”的人性，对于新兴政治人物的热情往往短暂而强烈。一旦前者在短期内无法改变现状，无法达到支持者的心理预期，由此催生出的不满情绪，又会影响或改变政治人物的言行。
作者在中国上海从事文化策划、交流工作
与此同时，这些国家将防疫的重点全部寄托在疫苗之上，让防疫工作简单化。但是从天花、鼠疫、黑死病等人类曾经经历过的大规模传染病经验看，疫苗并不是全部。只不过，现代民主普遍缺乏耐心的特征，在冠病疫情中暴露无遗。
疫情在欧洲大陆反反复复，让欧盟和各国政府陷入混乱。防疫政策的朝令夕改，不仅让当地居民大为不满，也让社会秩序面临挑战。长期以来，欧洲发达国家的管理方法倍受推崇，甚至成为行政管理教科书中的案例。为何面对冠病疫情，却表现欠佳呢？
另一方面，西方价值观中对于自由的理解，早已脱离现实。“凡事要自由，凡事都自由”的观念深入人心。然而面对大规模群体性突发事件，自由的同义词就是一盘散沙。欧美国家坐拥超强生物制药能力，却无法拯救更多的生命。谁之过呢？只能说，自由是人类价值观之一，而非唯一价值观。对于价值观的判断，永远都无法超越基于事实的判断。连这种最基本的认知常识，都被欧美国家所忽视，这又是谁之过呢？
相比之下，人类对于流感超过100年的研究，依旧无法窥其全貌。对于爱之病的研究也近半个世纪，依旧百思不得其解。短短两年，全世界就已经如此躁动不安。现代西方选票政治是否也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呢？
11月21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反防疫措施游行示威活动，最后演变为一场街头暴力冲突。当地警方用水炮车和催泪弹驱散示威者，示威者以石块和烟雾弹回击。
而快速转移支持者的注意力成为不二法门，笔者称之为“选民维稳”。这也解释了号称世界最民主的美国在二战后，为何热衷于发动对外战争的原因。同样，疫情的反复，一旦与选举交织的话，但凡参选的政治人物，唯有不断“制造”或“扩大”敌人的强大和邪恶，才能维持自己的基本盘。毕竟，口号和宣传，从来都是最廉价的政治工具。这种手法已经在美国、日本、德国、英国、加拿大等国的多场选举中百试不爽。
起因是第四轮疫情在比利时暴发，导致该国每天增加超过1.3万例确诊病例。比利时总人口不过1770万。截至21日，该国确诊病例已高达150万例，死亡人数超过2.5万例。
笔者在美国留学时，曾选修过政治专业课程。西方政治有个经典问题，什么是好政府呢？这是一个放诸四海而皆准的议题，而当下欧洲各国所爆发的反对防疫措施的街头暴力事件，其实已经给出了答案。即谁的选票多，谁就是好政府。或许这就是勒庞（Gustave Le Bon）在《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所提到的数量即正义的最新诠释。
正所谓“死道友不死贫道”，政治人物要么慷慨激昂，要么惊天一跪。总之只要自己不死于冠病疫情，死再多人也是可以接受的。所以，从华盛顿到阿姆斯特丹、从维也纳到哥本哈根，有哪一个政治人物公开向冠病死者诚挚道歉呢？一个都没有。反而更为积极制造更多的“愚夫愚妇”，告诉他们所谓的“真相”。
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的“民为重，君为轻”，其实就回答了什么才是一个好政府。只不过，欧美国家宁可坐视老百姓生命的逝去，也要忙于无中生有，指鹿为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