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显龙总理上周六发表全国讲话时说，要与冠病共存，我们就必须调整心态，应该对冠病敬而远之，但不能对它感到恐惧而无所适从，应该尽量如常生活，同时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并遵守安全管理条例。

他因此向当局提问，是否能在教学与追踪接触者和冠病相关方面的工作之间划清界线，以免教师操劳过度，导致教育系统受不了疫情的摧残而崩溃。

有摄影同事因曾与确诊病患近距离交谈后，为避免传染给当时还在幼稚园上学的女儿和其他家人，而到酒店自我隔离了14天；也有记者访问巴刹菜贩后，隔天赫然发现对方刚被确诊染病，结果心惊胆跳过了一个星期，幸好抗原快速检测（ART）结果呈阴；另一名同事则是到组屋区采访居民接受强制检测时，竟然“幸运”地敲到了一个确诊病例住家的大门，之后赶紧冲到楼下的咖啡店洗手和换掉双层口罩……

每当哪里传出有确诊病例，许多民众避而远之时，记者和摄影同事却是“偏向虎山行”，戴好口罩和消毒搓手液就到高危的事发点采访。

去年6月，英国牛津大学路透社新闻研究所与多伦多大学，对73名国际新闻机构的记者进行的调查显示，约七成的受访者坦言面对一定程度的心理困扰，有26％呈现焦虑、失眠、注意力不集中及疲劳的症状；也有六成的人认为自从疫情暴发后，工作时间更长了。

随着新加坡迈向与冠病共存的新常态，卫生部在今年6月29日和9月8日，先后大幅度调整了每日疫情文告的格式，先是不再通报每起新病例的年龄和职业等详情，后来也不再把新增病例细分为有关联或无关联病例，焦点也从全国冠病疫苗接种率转至住院病患的情况。

掌握准确和更透明的信息，是克服恐惧的一大要素。有朝一日，当新加坡完全把冠病当成地方性流行病时，当局或许会停止发布每日新增病例数据。但笔者认为，至少每周定期发布这些数据还是有帮助的，它能提醒民众要继续保持警惕，也为下一场大流行病做好心理准备。

然而，并非所有问题都找得到答案。例如，不久前《联合早报》报道了截至本月5日，八个巴士转换站员工冠病感染群中，有六个已脱离感染群名单，其中包括染病人数最多的大巴窑巴士转换站。不过令人费解的是，大巴窑巴士转换站员工感染群上一次通报有一起新病例是在9月20日，还未完成28天的两轮病毒潜伏期，为何会提早脱离感染群名单？是否因为德尔塔毒株的潜伏期较短，不再需要等28天就能除名？

“我的太太是教师，能否让她回归家庭？”

本地并没有公布类似的研究。不过，自去年1月23日新加坡出现首起冠病确诊病例以来，每当哪里传出有确诊病例，许多民众避而远之时，记者和摄影同事却是“偏向虎山行”，戴好口罩和消毒搓手液就到高危的事发点采访。

作者是新闻中心采访副主任

每天紧追着疫情的新闻工作者，也在过着精神紧绷的日子，尤其是每晚深夜卫生部发布疫情文告后，记者忙着写稿和冲线的时刻。

《海峡时报》10月11日刊登了一则读者来函，引起了不少人的共鸣，尤其是教师以及过去近两年来，站在抗疫最前线的医疗和其他工作人员的家人。

该名读者的太太是学校中层管理，过去数周来，全国多所学校出现冠病确诊病例后，教师的工作量显著增加。除了行政和教学工作，还得帮忙追踪确诊病例的接触者，每天从早忙到晚，就连周末也无法好好喘气休息。学生居家学习期间，教师更忙于筹备网课，同时还得兼顾自己孩子的居家学习。

疫情信息少了，并不意味记者的工作量就减轻了，我们每天还是继续设法从数据分析最新的情况，通过病患的切身体验来反映问题等。

冠病挥之不去，过去19个月的抗疫路程让许多人心力交瘁。长时间在家办公，使得工作和生活的界线变得更模糊，觉得工作时间更长，许多行业的上班族也开始有“冠病疲劳感”（COVID-fatig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