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是本地文史爱好者

如果说对于体障人士的包容性我们已经做得很好，那么相对困难得多的，则是如何在新加坡这样一个充满了种族、宗教与语言异质成分的社会之中，在保留多元的同时，又要构建统一的“民族国家政体”所需的思想、文化与精神基础。

左翼的层级由轻至重可分为：保护同性恋（为同性恋提供各类额外的便利设施）；鼓励同性恋（在文化、宣传上为性向未定者提供选择同性恋的正面支持）；以及系统性地支持同性恋（同性恋者因其性向选择而在就学上获得加分；政治人物出柜获得更多支持等）。通过简单分析，我们就可以看到即使是对待性向选择这个多元化议题之时，我们也并非面对一个“二选一”的情境，而具有多重选择的机会。

今年农历新年期间，新加坡总统府与国家公园局携手打造了一个亲体障、年长人士的“包容性花园”（Inclusive Garden）。包容这些跨族裔的弱势人群其实相对容易，新加坡对于弱势群体的支持，就是通过国家政策的调节与引导来加以贯彻，比如对于残障人士出行的细致安排，对其就业的大力扶持等就都卓有成效。

那么回过头来，新加坡这个虽然已经日益开放，但其价值观仍较保守的社会中，究竟应该持有哪种性别观才符合多元化要求呢？新加坡现在大体对于性别少数族群持默许之态度，但如果要像欧美一样再往前一步，即保护、鼓励甚至系统性地支持本来属于极少数族群的性别取向，是否能取得全民共识就有待观察了。

这里其实有一个核心的问题，即对于异质文化的态度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压制”或“鼓励”这两个极端。以对同性恋而言，在光谱的右翼，我们可以由重至轻分为大致以下这些层级：完全反对性别多元化，视同性恋等为犯罪；不认为是犯罪，但仍然是道德上的污点或耻辱；默许其存在。

除了内部传统使然，冷战后全球化所带来的跨境文化思潮，也对本土产生了若干潜在影响。多元化至少在欧美现代社会成为了主流，因此国际化程度极高的新加坡，也会受到某些外在的文化多元化压力。比如欧美左翼知识精英对于性别多元化的激进支持，已经对数千年来传统价值观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就在5月17日，新加坡外交部对美国驻新加坡大使馆与提供同性恋、双性恋与跨性别者等（LGBTQ+）辅导服务的本地组织合办网络研讨会表示遗憾。这种情况并非是首次，在一个跨国信息交换无比通畅的时代之中，如何因应多元化观念对于传统国族理念的冲击，就成为了本地制度性建设的另外一重难题。

因此想要像信约之中所宣誓的那样“不分种族、言语、宗教，团结一致”就从来不是“原生性”的，而是后天“建构性”的，也即需要通过一代又一代国人的努力方能成就。

而正是这些“家乡观念”构成了潜在的国族向心力，一碗来自家乡风味的叻沙，或一盘鸡饭所勾起的思乡之情，往往远胜千言万语，在此基础上激起的爱国之情与保家卫国的“跨族群内在心理冲动”，也比更多的道德教化更为潜移默化，也更为持久。

比如新加坡的华、巫、印与欧亚裔各有母语，但以英语为主的多语则是新加坡的“独特语言现象”。同理，就饮食、服饰、节日等诸多文化共享层面，也同样存有新加坡族群的共同心理自觉。

就历史而言，殖民时代无为而治，又分而治之的统治策略，使得新加坡传统就是一个充满多元性的存在，这有点像社会人类学界形容某些社会如同是用麻袋装盛的土豆一样，外面虽具国家的躯壳，内部却各行其是。历史告诉我们，文化的多样性从来既是一个国家的宝贵遗产，又是可能让这个社会迅速崩解的可怕动力。

在这样一个多元化趋势且具有无穷变动性的社会之中，是否存在所谓的“新加坡国族”？如果有，其特征是什么。在此，一个可能的思路就是我们可以考虑一种文化上，而非民族学意义上的国族性。

因此，在新加坡可以经常看到乘坐轮椅者，依然还能保持活跃的社会生活，非常方便地乘搭公交出行，甚至有份固定的职业，这在其他国家并非理所当然。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对于这个问题采取一种非此即彼的断然措施，反而会更急剧地造成人群的撕裂，其他关乎国族构建的多元化议题也多类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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