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840年以来的中国近现代历史充分表明，政治运作的总体全面改革提升，是中国文明追赶现代化的成败关键所在。离开政治运作的发展进步，经济发展无法独立自主演进，文化心态也可以从理性进步包容，转化成盲从狭隘偏激。

近来的一个说法是，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起，即改革开放以后出生成长的新一代中国人，由于40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增长，已经可以“平视世界”了。

不难发现，以上系列关键课题的内涵，基本都是对中西文明发展进行分析比较后提出的诘问，即在对比先进后发现的“核心差距”，也就成为了所谓“仰视世界”的主要目标构成和内涵积淀。

笔者一向认为，欲有效观察中国问题并把握其真谛，应该追踪三条主要曲线的变化走向，即经济发展曲线，政治运作曲线，和文化心态曲线。而且这三条曲线互动紧密，作用全局，其中政治运作曲线是自变量，而经济发展与文化心态曲线是因变量。

“平视世界”的提法似乎也暗示在此之前的中国，存在“仰视世界”的情况。在世界文明漫长的农业社会阶段，古代中华帝国雄踞东亚，辐射欧亚大陆及沿海，不仅平视世界，甚至在有些”盛世“阶段还号称俯视世界。

但自16世纪中叶起，欧洲文明跨越了“黑暗中世纪”，改变了政教合一的愚蛮统治，突破了对自由和人性的压迫桎梏，开拓出民主科学法治的全新路径。这一切都催生了近现代城邦国家的诞生和工业文明发展的新时代。

现在如果说可以“平视世界”，那逻辑上应该意味着以上的“核心差距”，已经得到充分弥补赶超。当然，还有一种做法是，不管它什么“核心差距”，可以另起炉灶嘛，反正我们现在手里有钞票，有导弹，就已经足够强大，可与世界平起平坐了。

《孙子兵法》主张“上兵伐谋”，说明政治运筹才是最厉害的武器，而坚船利炮当属次之。中国近现代以来前赴后继的发展努力，很多都功败垂成，主要就是因为政治运作曲线一直难以企及现代文明的高度。

“中国问题”也引发了系列的关键深层课题，有些至今无解。譬如：工业和技术革命为何没首先发生在中国？中国文化和民族的创造力为何在所谓“四大发明”之后变得一片沉寂？中国文化与民族性是否适合发展民主科学法治社会？中国文化传统是否缺乏宗教伦理和终极关怀？中国应以何等文明姿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时事透视

但关键的问题是，上述“核心差距”并非随意杜撰，而是为文明发展经验教训所充分证明。如果不能真正填补超越这些“核心差距”，就会本末倒置，“平视世界”就是表面现象，即使取得暂时优势也难以持续，无法经受起时代规律和发展潮流的考验。

作者是在美国的国际文化战略研究和咨询专家

中国后来居上的发展势头难能可贵，但并非唯一，必须有政治运作的正确积极引导，才能把整个国家的发展送上正轨。二战全面爆发前夕，德国和日本也都取得高速的经济复苏，军力攀升，物质繁荣，但政治策略方针却让两个国家误入歧途。

而恰在这一文明和历史的转折关头，中华帝国及其统治精英却是固步自封，不求进取，结果很快就被新兴的工业文明实现反超，并把差距愈拉愈大。

如果从一般的感性层面讲，此类说法不无道理，实力增长了，腰杆子就硬。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一向错综复杂，恐怕还须要多元理性综合的客观标准考察，而不是简单地看譬如谁的兜里更有钱。毕竟中国近些年的发展积累仅仅还是历史瞬间，要撬动地球，尚须努力。

所谓“中国问题”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出现的，即一个古老独立自尊的东亚文明，却由于难以追赶现代人文社会，及工业和技术文明发展的步伐，日渐衰落，难脱困局，朝不保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