旨在应对“碳泄漏”的问题，欧盟正在推进的碳边境调整机制，就是这样的具体案例。欧盟的立法机构之—欧洲议会，在2021年3月通过了提出建立“碳边境调整机制”的决议。这显示欧盟要利用贸易政策，应对碳泄漏和保护欧盟企业的竞争力的意愿和行动，在继续稳步推进。

或许，2021年标志着全球气候治理进入合作与竞争融合、减排行动加速的时代。

同时，在气候治理中，欧盟也相对可以坦然地提醒包括美国在内的主要经济体：气候领导力的有效实施，与自身落实减排效果息息相关。

从1970年4月22日第一个地球日至今，全球的环境保护议程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演进，始终聚焦于一个可持续、健康的地球生态系统的保护。今年的主题是“修复地球——修复全球生态系统的自然过程、绿色技术和创新思维”。应对气候变化是修复地球生态系统的关键与核心。

《巴黎协定》这一自下而上的气候治理模式，从一开始就面临主要经济体的排放承诺，与1.5摄氏度温控对应的减排量不匹配的风险。至少从过去的几年看，全球碳排放趋势正凸显了这种风险。

本着充分激发各国主动应对气候变化的意愿和能力的思路，2015年达成的《巴黎协定》采取无法律约束力、依靠自愿原则来促进参与国家提交和更新各自的减排承诺，通常称为国家自主贡献减排目标（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简称NDC）。这一协议通过时，得到代表了全球碳排放96%的国家的支持，为全球气候治理开启新的路径。然而，《巴黎协定》所代表的气候治理也面临挑战。

欧盟的气候领导力带来了显著效果。中国于2020年9月公布了2060年碳中和目标。美国总统拜登上任伊始，就对气候变化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措施，包括重返《巴黎协定》和增加对低碳能源及技术的投资等。拜登政府预计会在近期公布美国到2050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编按：拜登上周在气候峰会上承诺到2030年将美国碳排放量在2005年基础上减少50%至52%）。

为了突破僵局，也主要是推动中国提高气候目标，欧盟在2019年率先承诺了2050年达成碳中和的目标。此后，欧盟借助与中国持续多年的双边贸易和投资相关的谈判，向中国施加影响。同时，欧盟内部启动碳边境调整机制的立法讨论，并借助推动“绿色新政”和循环经济战略，来促进气候政策的实施，扩大其作为全球三大经济体和贸易伙伴，在气候目标上的影响力。

2017年至2020年，在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减缓气候应对行动期间，欧盟持续发挥气候治理的领导力。显然，在推动重要经济体（如中国、日本和韩国）近期发布碳中和目标方面，欧盟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与欧盟过去20多年在内部积极开展能源转型所取得的效果难以分开。

欧盟：先行一步的代价和收益

作者是北京独立智库磐之石环境与能源研究中心联合主任

与工业革命前相比，本世纪内将全球平均温度升高控制在1.5摄氏度之内，要求到本世纪中叶全球温室气体总排放达到净零，或者称为碳中和。尽管1997年的《京都议定书》和2009年的《哥本哈根协议》，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全球气候治理的发展，但由于各国之间在减排责任、方法和执行上的根本分歧，气候治理陷入困境。

根据国际能源署（IEA）的数据，全球能源相关的碳排放从2016年的322亿吨，增加到2019年的334亿吨。尽管冠病疫情导致2020年的排放降低了5.8%（约20亿吨），但随着经济逐渐复苏，预计2021年的排放将回到2019年的水平。

“气候俱乐部”要成现实？

欧盟的先行一步，中国的积极配合，显然对美国的应对带来压力。当美国公布承诺后，三大经济体又会进入新一轮气候战略的合作与竞争过程之中。至少从目前来看，三者加总的气候目标，与1.5摄氏度温控目标仍然有距离。

在各国陆续更新国家自主贡献目标之际，笔者看到，贸易政策在气候治理中的运用所带来的影响，会逐渐明显甚至强化。那就是在合作、自愿的原则之外，贸易规则的变化可能促进“气候俱乐部”的形成，进而推动应对力度小的国家，更积极落实与全球减排目标匹配的减排行动。

自1997年《京都议定书》签订以来，欧盟始终在全球气候治理的过程中，发挥积极推动者的作用；而美国由于国内民主与共和两党在气候政策上分歧大，总统更替为美国联邦政府的全球气候治理带来起伏；尤其特朗普执政四年，显著减弱了美国在气候应对的意愿和领导力。中国在此三角博弈中，采取协作的态势，为未来不得不承诺碳中和目标争取时间和空间。

同样地，本着重塑美国制造业和保护美国企业的竞争力的想法，拜登的气候政策里面也包含了可能采用碳边境调整费或配额等形式，来推动贸易伙伴增强减排目标。

合作与竞争融合的气候治理

因研究气候变化等长期环境变化对经济增长影响，而获得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耶鲁大学教授诺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指出，为了解决全球气候治理中动机不足所导致的“搭便车”困境，一个解决方案是建立一个由积极承担减排责任的国家组成的“气候俱乐部”（Climate Club）。

1990年至2019年，欧盟温室气体排放减少了24%，经济增长了60%。早先设定了碳排放到2020年比1990年水平减少20%的目标，2017年其碳排放与1990年相比降低了21.7%。尽管欧盟为减排付出了巨大成本，但也收获了经济成长。

 

俱乐部成员执行互惠、有利于自由贸易和经济发展的关税政策，以及有着统一的碳排放价格（碳市场或者碳税）。不积极承担减排责任的国家被拒之门外，且面临不可忽视的经济惩罚，例如征收碳税。这样的机制可以促使俱乐部以外的国家，从平衡成本和收益的角度出发，为保持本国经济稳定和持续增长，而采取更积极的减排政策和行动。

欧盟关于碳边境调整机制立法行动，和美国将类似政策放在决策考虑之中，预示着未来主要碳排放经济体之间围绕贸易政策的博弈，会对各国的减排目标设定带来重要影响。已有观察家认为，中国承诺2060年碳中和目标，是与欧盟借着同中国讨论《中欧全面投资协定》，而极力推动中国作出减排目标的明确承诺有直接联系。

留给全球实现2050年碳中和的时间仅有30年，在当前《巴黎协定》的机制下，全球主要经济体应当承担责任，扮演气候应对领导者的角色。最直接的行动就是提出更具抱负，且与1.5摄氏度温控情景匹配的减排目标和实施路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