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因果逻辑上，摆脱了“通俄门”的紧箍咒后，特朗普政府将改善与俄罗斯关系是可以预见的，当然这其中还有委内瑞拉、伊朗和乌克兰等问题的掣肘。在美国国内逻辑上，特朗普上任的首年，2017财年美军军费增幅近10%，总额达6030亿美元。2018财年又上涨至7000亿美元。2019财年，美国国防部预算提案是7160亿美元。去年10月，特朗普突然召集内阁开会，要求把军费削减到7000亿美元。
最后，笔者认为未来可假设特朗普赢得了第二任期，此事上中方将长期承受美方压力，且“后通俄门”时期美俄关系将会有一定变化，甚至是急剧变化。
往前倒带，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去年11月2日报道，俄驻美大使阿纳托利·安东诺夫当时表示“俄认为《中导条约》应该是多边条约，除了俄罗斯和美国之外，它还可以包括中国、法国和英国。”5月5日，俄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在评论特朗普关于与俄中签订三方核协议的想法时表示，“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延长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和解决与条约相关的问题。”
从大历史的视角去看，笔者估计特朗普政府想完成的东西，大概类似1922年的《华盛顿海军条约》，该条约规定美、英、日、法、意五国海军的主力舰（战列舰和战列巡洋舰）总吨位比例为5.25:5.25:3.15:1.75:1.75，只是军舰换成了导弹。
中方在加强与俄方领导层战略沟通的同时，可加强自身的立场论述。在技术面上，多用数字说话，要有自己的多角度的对比数字。比如瑞典智库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最新报告指，去年美国军费总支出几乎是中国军费支出的两倍，这还是西方智库的数字，中国应该要有自己的数字，自己的声音。
中国外长王毅于5月12日至13日访问俄罗斯，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则于5月13日至14日访俄，并都见了普京。笔者认为，这很大程度上是核武军控问题上中美都在争取俄方支持有关。
5月6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反对任何国家在军控问题上拿中国说事，也不会参加任何三边核裁军协议的谈判。”这已经是否定了特朗普的说法。而去年11月5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对此事的表态是“单方面退约将造成多方面的消极影响，中方反对美方单方面退约，反对《中导条约》多边化”。两者对比着看，5月6日中的“任何国家”四字含蓄深远，外交无小事，确实一字有一字学问。
中美间的贸易战已进入了某种僵持阶段，而另一个战场是“风起于青萍之末”，正在徐徐展开——那就是核武军控。此事重大，笔者对若干脉络略加梳理，并提出两点个人建言。
更进一步，笔者认为中方可加强扩展“不首先使用核武”的理论研究，从人文、伦理、历史、法律、安全等多方面给予诠释——作为五常核大国中唯一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的国家，中国应在保持模糊的同时牢牢掌握“不首先使用核武”的最终解释权。
3月26日，在历时22个月，使用了2800多张传票、500份搜查令、500名证人、2700万美元后出台的“穆勒报告”，被认为已基本洗清了特朗普里通俄国的嫌疑。5月3日，特朗普打电话给普京，据说在这一个多小时的电话中特朗普声称，在美中贸易谈判期间，中国“非常强烈地认为”，该国应该加入美俄两国，为核武设限。此事甚是蹊跷，中方谈判的是经济领域的官员，不大可能去谈军事。
作者是南京媒体人
笔者估计这背后大概是特朗普上台之初，比较放任军方花钱如流水，后来持家时间长了知道精打细算，但又不能得罪军火界，只求军费可保持在2018财年的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