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儿教育目前处于火热发展的势头上，希望学校和社区组织不会忽略了部分家长的能力和情感需要，在策划亲子活动、筹办家长教育或跟这些家长沟通时，尽量让他们感觉受欢迎，让他们知道他们也能作出贡献，帮助孩子更有效地学习。
劳动阶层的家长不参与孩子在校的学习，还有一个令人心酸的原因，就是自卑感作祟。我的一名朋友的母亲从他幼儿园开始，从来不出席他的结业典礼。他到大学毕业时，才终于发现母亲多年来因为自卑，不知道要穿什么衣服出席重大典礼，所以索性回避那种大场面。朋友今天虽然已身为一家大企业的主管，每每谈起这些往事，却仍叫他心痛。
步出电影院，我深深地体会到社会向上流动（upward social mobility）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社会工程。很庆幸新加坡政府已经意识到并开始加大力度提升大众化幼儿教育的素质，尽可能在每名儿童的学习黄金期提供较公平的人生起跑点。
就时间而言，劳动阶层的家长可能无法好像中产的有暇阶级（leisure class），那么容易向所属的专业机构请假，去出席孩子在学校的活动或与老师会面；教育背景方面，劳动阶层的家长可能认为老师受的教育比他们高，教好孩子是老师的责任，因此不太会好像中产阶层的家长那样，亲自教导或督促孩子的作业，也不懂得如何在狭窄的居住环境里营造适合温习功课的氛围；从资源的角度来说，劳动阶层的家长更没有人脉和余钱，让孩子报读课后的补习班或技能学习班。
不少研究已证实，家庭、学校和社区密切合作，对于学生的发展和学习有积极正面的作用。除了参加一年两次的家长会，或为了让孩子报读学校而当义工等比较表面的参与，研究家校（和社区）合作伙伴关系的著名学者爱普斯坦（Epstein），也建议家长和老师多多相互交流，让家长参与孩子的学习过程以及学校里的一些决策，同时多跟社区合作。家庭、学校和社区三管齐下，一同承担孩子发展的责任，才能更有效地培育我们未来的主人翁。
但是，纯粹改善学校的课程设计和购买更多高科技的教材，只能达到事倍功半的效果。教育界里有一个说法：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位（也是最重要）的老师，学校老师是第二位，环境则是第三位老师。
但现实的情况是，比较积极地参与孩子在家或在校学习的家长，往往来自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比较丰富的中上阶层。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安妮特·拉鲁（Annette Lareau）教授，以家长的能力、信心、收入、工作模式和社会关系来界定文化资本。香港一些研究显示，劳动阶层的家长一般上教育程度和社会地位较低，因此不积极或不懂得如何参与孩子的学习。相信这些研究结果也可以用来反思新加坡的社会和教育情况。
（作者是教育工作者）
父母的社经地位决定了孩子所能拥有的文化资本，从而影响孩子的学习成就。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就是这样一代一代地积累下去的，这就容易形成阶级复制（class reproduction），阻碍社会向上流动。这个社会问题已经出现在一些贫富悬殊越来越严重的国家，造成民怨四起。长久下去，是会引发社会动乱的。这是新加坡政府和社会大众所不愿看见的现象。
出于好奇，去观赏热议中的卖座电影《疯狂亚洲富豪》。据《海峡时报》的报道，这部电影相当真实地反映新加坡上流社会的生活面貌，不会过于哗众取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