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我不敢确定，政府释放的这些信息，是否就真能为我们的大学，乃至于整个教育制度勾勒出一个更宏伟的愿景。以部长对工院生的提醒为例，我们发现，这仍然是以能赚多少钱来衡量教育的价值的观点。因为考得私立大学的文凭以后所能赚取的薪金，不如工教院毕业后直接工作，所以选择到私立大学进修，对一个工教院毕业生来说，就不一定是明智的决定。

当然，本地的私立大学的课程设置主要是以提高学生的就业机会和起薪为导向。既然更好的就业前景是工教院毕业生选择私立大学的首要考虑，那部长的意见也不是没有道理。

私立大学文凭毕业生的起薪平均为约2650元，比工教院毕业生起薪多约700元。以此计算，工教院毕业生考获私校文凭后须工作约18年，才能‘补回’读私校的全数‘费用’。”因此，部长劝打算在毕业后到私立大学就读的学生慎重考虑。

我并不想唱高调，教育和个人前途（或“钱途”）之间的关系，确实没有人可以否认。但每当我想到母校哈佛大学的校训“真理”，我就时刻提醒自己，教育应该有就业、薪酬以外的其他考量。

除此之外，部长也在不同的场合，表达了对本地大学提高教学素质和更多地负起在地的社会责任的期许，这无疑是在提醒我们这些在大学工作的人，不应一味追求在由商业机构发明的排名游戏中名列前茅，更应该重视大学在现今社会真正所应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功能。

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

现代型大学的出现，也不过是近两三百年的事，跟人类社会漫长的历史比起来，简直微不足道，我们当然也完全有理由相信，将来可能有一天，大学会成为一个历史名词。但我始终相信，现阶段大学所应承担的理想，不是锱铢必较的教育观所能抹杀的。

中文系副教授

可是我对部长如此把教育的价值和金钱上的回报直接挂钩，还是不以为然。类似的看法也存在于政府对待大学教育的整体规划上。政府呼吁国人不要只重视学业成绩，并通过各种措施，试图改变国人“死死都要上大学”的心态。

表面看来，政府确实是已经认识到过去以一纸文凭定终身的教育政策的局限。但是我们还是应该追问，政府当前的教育理念，是否真的出现了革命性的转变？在我看来，情况未必如此。

部长的建议，应该放在近来政府不断强调大学文凭不是一个人是否能成功的必要条件的语境中去理解。和以往纯粹以学业成绩决定一个人的前途的做法不同，目前的教育政策至少在原则上更重视“条条大路通罗马”，允许学生发挥各自的才能，也展现了政府准备接受成功不只有一种定义的决心。从大方向来说，这种思维的转变是值得肯定的。

我们不妨先思考一下，政府为什么会说大学文凭已不再重要？其实说穿了，这是因为政府还是把教育和学生未来的就业直接挂钩。当“成功”的定义改变了，雇主在聘请员工的时候能进行更多元，更全面的考核，学业成绩就不再是唯一的衡量标准。当上大学不再是个人以后事业成功能赚大钱的必要条件，那大学自然就不是非上不可。

教育课题

日前报章报道，教育部长王乙康在一场和工教院学生的对话会上指出，“工教院毕业生目前的起薪平均约为1900元，若到私校修读四年的大学文凭课程，相当于失去了同时期可在职场上赚取的约9万2000元薪金。外加期间须付的约7万元学费，修读私校的整笔“费用”可达16万元之多。

换言之，这仍然是延续过去一贯的思路，把教育视为个人职业的敲门砖而不及其余。个人的就业前景固然很重要，但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仅仅只具备这方面的功能吗？纯粹以如此功利的角度思考教育的本质，我们究竟会失去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