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杨女士认为政府要说服国人接受经过理性推算的、女性必须支付更高保费的政策，就必须理性感性并用，不能单靠数字分析，要“多用价值观、情感和理想，或者是牵动人心的故事。”

其实这样的论述方式，我们并不陌生。我们经常被告知，政府的政策，都是经过严密的理性思考和计算，为了照顾大多数人而制订的。但“感情用事”的人民缺乏政府的高瞻远瞩，因此政府在推行政策的时候，就必须多花时间和更有策略地说服理性思维阙如的那一部分人。因为“无论是理性战胜感性，还是左脑说服右脑，都要让大部分人取得共识”。

就如政府规定加入终身护保的女性，必须比男性支付更多保费的问题，杨女士说，理性告诉她，“女性不但更长寿、年长时陷入残障无法自理的时间也更长，支付更多保费符合商业产品的规则。”

所以当我看到杨萌女士在其专栏文章《公共政策不是让人过关斩将》（2018年7月22日《早报星期天》）里，提到“但是我所接触的很多人，听到保险就觉得头大，想也不想就投降……还有更多是觉得太复杂，不知道该如何思考自己需要怎样的保障。对他们来说，自己仿佛被逼成为电脑游戏的主角，困在迷宫中找不到出路”，实在是感同身受。

可是，我不能肯定的是，我之所以无法掌握这些细节，是否就如杨女士说的，是因为我是一个惯用右脑思考，比较感性的人，对于需要用理性去看待的事物，往往就会接受不来。

在这种政府理性/部分人民感性的对比框架下，思考问题的角度很自然的就会从政策的大原则，转移到推行的过程。一直以来，我们被灌输的都是政策是理性的，正确的，问题只是在于如何说服无法理性分析的人民。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这几年因为年岁渐长，政府每次宣布与医疗保险有关的各种政策和计划，我都会仔细研究其中的条例，但也每次都感到很挫败，因为细节实在太多，对到底要付多少钱，哪些情况下有办法索偿等等问题，都搞不清楚。

可是，很多感性的人看到的不是数字，而是女性在社会和家庭中的付出和牺牲，他们无法接受这些女性被政策歧视。“在现实考量之外，他们认为追求平等的价值观才能让国人团结在一起，这种认可女性贡献的精神要超越保险的计算公式。”

我同意解释政策必须理性感性兼顾。问题是，为什么按照数字，尤其是按照商业运作的规则就是理性，而追求男女平等就是感性？一味按照数字追求功效和利益的最大化，即使是集体的利益，充其量也只是一种粗糙的工具理性。在工具理性的役使下治国所会带来的恶果，早已为人所熟知。而且除此之外，人类还有对价值的追求，包括公正、平等、自由、民主等等，这何尝不是理性的作用？

我无意否定感性的价值，相信这也不是杨女士文章的本意。但如果我们对政策的思考，总是从理性感性的对比出发，甚至一不小心把感性视为非理性的产物，再把问题简单归结为政府应该采用什么方式说服人民，那我们就失去了好好检视政策的大原则，甚至是政府治国理念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