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4日，王瑞杰在中国南京大学发表演说时指出：“政府的政策不但需要顺应不断改变的趋势，也需要具深度、广度和前瞻性，而政府在制定政策时，更需要听取民意。”。
作者是本地政治观察者
不过，就个人多次参与对话会的感观，并就这一模式的宏观梳理，不难发现，其中也有值得关注之处。就像参与者从热到淡；从多到少；从杂到专，体现的另一面便是，对话会能够吸引与愿意参与的群体，变成逐渐围绕在特定的范围与群体，这让对话会的深广度与前瞻性，显现不足。
二是如何界定、评估中间力量的变化与需求。就现状而言，这一群体，既是代表中产阶层特有的政治意愿和能量，也代表着处于／游离于朝野政治光谱的势力。对话会能否吸引他们的关注和参与，不仅意味着新的对话会，能否最大限度的听取民意，也意味着对话会是否具有往前推进的深广度；
一是发展阶段不同。从治国者的角度出发，一代人解决一代人的问题，意味着代际过渡有待形塑的政治信任，与治理能耐，要如何通过对话会得以展现。这也意味着，主办者要如何梳理出代际过渡两者间的迥异，及其所需做出的调校。换言之，主导对话会的领军人物，是先有政策思维与走向，指导民意对话；还是意在开启民智，发掘政策选项，共创前程；
这几年来，从经济转型到一般性课题，大大小小的对话会，持续不断。足见对话会的绩效可观，可取的经验也不少。
今年5月，通过第四代领导提呈的施政方针中，财政部长王瑞杰再次表明，为了应对新加坡面对的新环境、新挑战，政府将会再次通过对话会，与民沟通。这就为新的对话会的目标、关注点、方式和方法等，引发关注。
问题是，政府要如何明晰与区别新的对话会，这包括界定发展阶段不同、前后政策调校维度差异所需的目标、课题、程序的设定，以应对新问题、新挑战；总结前期对话会经验与成效基础上的，循序渐进与创新所需的途径与方法，以强化对话会的功能与效应；在深度广度和前瞻性需要的思维与具体措施，以确保对话会具深度探索，并能广集民智。这里有三个层面，值得注意。
值得一提，读者郭茗基6月5日在《联合早报·交流站》以题为《对新全国对话会一些想法》一文中，就不同层面需要提出的建议，难能可贵。同为新加坡人，建言献策乃尽一己之力，希望对话会主办方能给以及时的关注。
三是网络媒体与受众的势力与影响。要如何在新的对话会中，让基于网络媒体特质所形成的这一群体参与其中，极具现实需要与挑战性。这是因为，能否吸引或主动包容这一群体的参与，不仅意味着政策探索的维度有别，也凸显治国者的治理思维与能耐的能否与时并进。更何况，以网络媒体和数码科技为中心成长的新世代，唯有通过与之相适应的途径，在共创前程中，才得以展现世代相容的宽度。
对话会并因此开启在原有议员接见选民、民情反馈、人协体系等基础上新形态的治国方式。其中更以建国一代大使、乐龄护理大使、对话会引领员等，作为深度推广新政的重要机制。
2011年大选后，标志人民行动党政府施政作风大改变的“我们的新加坡对话会”，的确让我们看到，通过多层面、多方式、多语言的全国与民对话，提供了政府对未来执政方针的阐述，包括政治决心与政策调较意愿、过程中民情民怨的表达与疏导、会后对民智民意的汇集。
他也指出：“要制定良好的政策，就必须对其问题以及政策之间的复杂关联性，有深刻的了解……我们必须和所有利益相关者合作，集思广益，借助各方的能力，以制定好的政策。”由此透视出第四代领导对即将开展的对话会，显然已具有新的思路，并期望颇高。
